岭南文化的起源与壮族经济史——壮族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文明类型.岭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是稻作文明类型,这里的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的先民适应岭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创造了稻作农业,为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岭南早期文化是由这里的原住民族的先民创造的.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是壮族开始在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处生存和发展的时期.但是,从秦到清中期,岭南壮族及其先民的人口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 这一时期我们仍然把岭南视为壮族或壮族先民地区.清中期后直到民国时期岭南汉族人口增多,我们才将岭南的一部分壮族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称为壮族地区,并以此为依据来了解和研究壮族经济.一个纯粹的壮族经济是不存在的.     

试论地理环境对古代壮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类利用自然条件技术和手段相对有限的古代。壮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并不优越,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特别是在瘴气广泛分布的古代,在缺乏有效防治手段的情况下,对瘴气的认识更是成为对壮族地区的地域和族群歧视。地理环境对壮族古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     

试论自然地理环境对历史上河湟多民族文化的影响

本文拟从自然地理环境,来分析历史上河湟多民族文化形成的原因,从而得出历史上河湟多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历史上河湟多民族文化的主要成因。     

谈果洛地名

地名是指一些地物或地域的名称。它是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地名的命名、更名与语言、地理环境、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密不可分。在地名中蕴藏着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语言、地理环境的某些内在规律,是我们进行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料。     

东北亚的古亚细亚人民族起源

为了弄清亚州东北部土著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和这个地区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必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 在东北亚这个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自旧石器时代起便以动物资源的门类,形成了三种经济文化类型.从北冰洋沿岸南到阿纳德尔河一带是猎取野鹿的地区.从阿纳德尔河以南包括堪察加地峡和鄂霍茨克海北部沿岸,这一带是狩猎(主要是鹿、(犭罕)、山羊)和捕鱼地区.整个堪察加半岛主要是捕鱼区,但也少量地捕猎一些偶蹄目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二题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二题杨健吾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新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文化热”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而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其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民族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社会发育程度等方面与汉民族有诸多差异，其...     

青海东部史前文明与关陇文化

凡是文化与文明，都是在一定的山川地理环境中孕育产生和发展传承的。山川地理环境是这种文化生成发展的基点和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青海省东部以河湟地区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诸史前文化构成了青海省东部地区史前文明的基本框架。然而，青海省东部地区的黄河流域从自然的山川地理形势上看并不构成一个大的绝对的独立的地理单元，     

地理环境对语言功能演变的影响——以九河乡普米语小语种的生态保护为例

本文基于第一线田野调查获取的材料,指出九河白族乡普米语存在母语保留型、母语衰退型和母语复苏型三种不同的语言功能类型,这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存在密切关系,该现象值得深入探讨.文中指出母语复苏型是近些年出现的一种语言使用类型,显示了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有可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复活、维持少数民族语言活力,说明语言保护的政策实施中必须考虑在一定条件下母语复苏的类型.     

走进《大豆的世界》

以食物或饮食习惯为主题的研究,是探究其所具有的文化力量和在传统习惯累积变迁过程中对“吃”的行为的形塑.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力量,尤其是人对各种工具的使用和对火的控制与利用,使人类与其他动物在进化演变过程中,有了明显的区别.除了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仍然把母乳作为一种直接摄取的自然抑或“天然”食物之外,人类基本上脱离了对自然(天然)食品的直接食用.虽然共为人类,但是因为历史过程、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同群体,则有着各自具有地方性特征的饮食文化,而且因为这种具有标记性的特征,使人类本身也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     

生态经济的重建是否可能?——基于侗族生态文化模式的实践反思

尽管生态经济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现实中却很难真正彻底地推行.究其深层原因,即在于缺乏生态经济运行的文化模式.在侗族地区,千百年来的经济活动之所以没有对自然造成破坏,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共存和谐关系,是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密不可分的.侗族地区良好的生态文化的实践,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只要人类不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社会终极目标的文化模式,依靠自身文化的调适,完全可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例

从各国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环境出发,探讨了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出了建议.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Jewish Geo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nd

Professor Yosseph Shilhav's article in this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ntitled ‘Jewish Territoriality between Land and State’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and insightful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ffinity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Land of Israel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urgency that the present intifada has given to the debate within Israel over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hat is most provocative, as well as innovative, is Dr Shilhav's thesis that the clash of opinion within Israel 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no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hawks’ and ‘doves’, but is rooted in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Land’. It is with this thesis that I take issue.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Shas and the resignific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Current analyse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mphasis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line of research perceives religion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mobilisation, while another conceptualises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ethnicity. As opposed to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two markers intersect and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 centre on the ways Shas, an ethno-religious movement in Israel, mobilises hegemonic ethnic and religious markers o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MENA) Jews in order to construct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Shas’s newspapers shows how, by suff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 ethnic meaning and marking an ethno-class collective as religious, Shas interweave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nd resignifies their relation. This identity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define the symbolic boundaries of the Jewish nation and to redeem MENA Jews from their marginality.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different ethno-class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s imagine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identity, illumines why particular identity markers are chosen out of the numerous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lexibility of social movements.     

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

撒拉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说“吾热赫苏孜”,唱“撒拉曲”和“撒拉花儿”是她的特长,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抢救、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合理利用就可创出品牌,就能为振兴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质而有效服务。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贸易关系。对明清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的研究,既可探寻明清之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可为今天西部地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一些经验。     

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与艾滋病、性病的传播

艾滋病或性病的传播在时空上是不平衡的 ,它是与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 ,艾滋病的蔓延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文化制度不相协调的问题。本文基于作者在云南四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河南一个村落的访问 ,对艾滋病和性病在我国传播、蔓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做了描述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