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历史符号的魅力."五四"的历史有多久,对"五四"的意义阐释就有多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五四"各有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阐述,也有一些思想者在一再的反思中追索"五四"的真谛,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是其中最典型者之一.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一次是从意识形态阐释向回归历史的学术思想解释之转变.后一个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五四"认知和发挥"五四"的精神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五四”:被解说的思想元典——五四研究史断想

"五四"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是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由于历史书写的权力运作,对"五四"的阐释和评价显得岐见丛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得不遭受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的命运.大致而言,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四种关于"五四"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发扬“五四”精神

在今天应当怎样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战斗精神呢?"五四"当年的先进分子所得出的"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其精神实质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这个结论已经被"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革命成功后为什么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呢?也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是否真正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首先就在于及否竭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听党的话,无条件地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这是继承"五四"精神的首要标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新剧倡导者对于"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既是自身从文化场域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实践策略,还是对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觉结构的实践形式.但这种跨文化戏剧实践却悖谬地复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欲对抗的权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个以本质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文学谱系学为方法论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组织"与"分配",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这个知识共同体却因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在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     

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以来,文学史书写成为一种浪潮,其中,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有百余部之多。它们表现出不同的命名与叙述方式,这既是文学史书写的持续探索与建构,也反映出它们的内在焦虑。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还存在诸如纰漏、重复、浮躁与过于追求时效性以及功利化等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需从三点着手:一要为文学史书写留有"余地",二要深化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三要重建文学史的"神话"。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     

晚清历史“传闻素材”中的史学意蕴

历史"传闻素材",从它的史料主要承载门类来看,在"正则"文献中所涉及者,有的被明确提示或被暗示出来,有的则在文本中被完全"异化",从形式上再也显不出传闻的属性;在稗野轶闻类史料中,自有其最为集中和醒目的反映;在"口述历史"类资料中,一般也有比较典型的体现。从史学理念的层面说,因为历史传闻当时具有真伪虚实莫辨的模糊性特点,故需要具备强化考辨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的真伪虚实未必都能考辨清楚,故需要抱有适当存疑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不乏在具体情节上失实而大致指向上符实的情况,故应当培养体悟神韵的理念;因为传闻入史对著述的文体风格会发生连带的影响,故不应排斥助益灵动的理念。这些,都是科学地认识和妥当地运用传闻素材所很应注意的。     

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

“五四”是一个张扬激进主义的时代。它以思想启蒙为指归,但为什么它没有沿着欧洲式的启蒙道路走,相反却采取苏俄式的激进方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家的文学观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沉浸在历史的具境中的角度真实地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在历史上的是非得失。     

《倪焕之》与五四青年的情感教育

《倪焕之》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小说立足于大时代的社会动荡 ,聚焦于五四之后新青年的情感教育问题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倪焕之的希望与失望、昂奋与幻灭 ,是五四之后一代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信息传递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能够发生并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并长时期持续,影响深远,与信息传递密切相关。信息媒介网络(报纸杂志)、学生组织网络以及交通与邮电网络在五四运动信息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又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被解说的与被建构的：“五四”研究史评析

“五四”运动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运动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大致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等关于“五四”运动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五四”运动与民族主义的觉醒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呼声骤然而起，在“五四”运动前后，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而掀起了全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大觉醒。这次民族主义的思潮无论是人员参与方面还是它的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的，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