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

"世袭政治"是当代日本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亚洲民主国家日本缘何出现这种"政治返祖"现象?仅以政治方面的选举制度或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利权关系难以说明,实际上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家,虽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然而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理念、身份等级意识和恩情主义观念依旧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其突出地表现在"民主的本质——选举"上,表现为政治家们将代表民意的公职——国会议员作为"私有物"变成世袭传承的对象,表现为选民对世袭政治和等级序列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亦表现为义理与人情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生态。     

政党制度与中国协商民主研究——基于政权组织形式的视角

西方学者主要从社会分裂、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政党制度的形成,但是还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视角,就是社会、制度和政党背后所体现的政权组织原则和政权组织形式,它们对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我国以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建设巩固议行合一,实现了三者的相互契合与相互支持,从而巩固了我国的政治体系.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新时期中国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内涵探索

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成为新时期参政党科学化建设和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它是以保障参政党成员当家作主为政治诉求的民主建设过程，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以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就是围绕参与、竞争和权利保障而进行的一系列党内制度建设和活动开展过程；以政党内部所涉主要事由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就是内部立法民主、治理民主、监督民主和人事民主的制度健全和实践推进过程；以民主参与形式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就是一个完善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追求和扩大党内共识民主的过程；以政党功能为依据，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既是一个民主机制建构过程，又是一个民主功能在相关机制规范下的开展过程。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目的是因应时代变化而主动进行的政党体制调适，以塑造21世纪具有崭新面貌与政治活力的社会主义参政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     

利普哈特论选举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

代议制民主体制下,选举制度对政党体制具有重要的影响。利普哈特通过对选举制度基本特征、比例性偏差程度的测量、政党分化程度的测量、过半政党产生的测量等变量的统计分析,考察选举制度中选举公式、选区规模、有效门槛、议会规模四个基本维度与政党制度间的关联关系。     

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与民主巩固

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民主巩固仍是一个艰巨任务。在影响民主巩固的诸多因素中，政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国家政党体系的稳定程度较高，而分裂程度和极化程度较低，则有利于促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民主治理，从而有利于民主巩固。要形成有利于民主巩固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任何民主转型国家都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民主化战略，其中包括选举制度的设计、社会分化结构的调节、民主化过程的把握等。     

西方政党选举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政治系统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党,国家的政治领袖通常也是政党的领袖.一定意义上说,西方政党选举制度也是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壮大,西方近代选举制度在与封建势力长期反复斗争的过程中,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一起产生、发展、完善.现代西方政党选举制度,既继承了近代西方选举制度,又结合时代发展与环境变化发生了一些转化.研究西方政党选举制度的历史演变、原则、方式与程序、功能,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四川选举民主与浙江协商民主之比较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在我国的实践和运用,形成有四川选举民主模式与浙江协商民主模式。前者以自由、公开、竞争的选举为主要特征,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协商民主作为有效补充,其发展前景堪忧;后者为民众搭建了一个与政府平等、自由、自愿进行沟通、交流、协商的公共对话平台,拓展了基层民主,但由于缺乏选举民主的作前提保障,其也陷入了发展困境。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而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保证,二者共生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有的题中之意。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探析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是美国人依照国情为自己量身订做的,这种与美国民主原则相结合的古老选举制度在实践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联邦制度、分权制有密切的联系,体现了美国政权体系中权力分散、权力多元、权力有限的特点。美国总统选举在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创新,解决了一些时代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制度中的一些探索性试验,是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修补,但其本身仍体现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性是基于美国式民主的需要而在现实中存在。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经济政治学: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经济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是经济的政治学,它既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政治问题,也研究政治现象中的经济问题,揭示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经济政治学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它倡导一种动态平衡的经济政治观。与传统的政治学相比较,经济政治学是思考角度、思维模式的一种转换,是在政治学领域确立经济理性和经济价值的变革,也是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一种尝试。     

中国古代史学的政治史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不论在记载人物、事件还是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并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结构。其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有三: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最重要的现象;政府管理史学;以史为政价值观念的支配。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分权节制、民主监督和中国官僚政治现象——再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官僚政治现象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官僚政治作为一种现象和运行机制,可以存在于一切政治制度之中,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所致。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现象,往往在朝代后期严重,是因为分权失范所致。当前的官僚政治现象引起官民对立,危害甚大。所以,消除官僚政治现象的唯一途径是强化体制外监督。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

明清以来普遍出现的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科举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新式地方精英,在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权力角逐和派系斗争的同时,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姓联宗作为地方精英操弄地方政治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示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内涵,而地方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深受同姓联宗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影响而更趋复杂、曲折。     

试析政治社会化功能与运作模式--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政治教育

自20世纪50年代阿尔蒙德等政治学家推动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开始,政治社会化主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关注,研究的角度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政党体制、社会民主、政治稳定等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环境和政治运作过程的不同,在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功能、运行模式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借鉴国外的政治社会化经验,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社会化整体绩效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     

1989-1991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变化的政策性因素探析

1989年至1991年,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动,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陷入困境之中。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个体私营经济在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首次跌入低谷。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和理论上的困惑是造成这次经济滑坡的深层原因。随着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个体私营经济最终走出困境,迎来新的发展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