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宗祖,后世对其思想的理解定于朱熹的注说,《太极图说》中“主静”遂成为理学工夫论的重要依据。明代心学也上溯“主静”,诟争不断。“主静”源于先秦儒家,汉人明辨 “静”字含安静、主宰二义,至周敦颐独取主宰义以揭明人独立于“生生”的道德根据。然而朱熹注《太极图说》只取安静义纳入理学体系,从而开启明代倡“静坐”一系,始终无法厘清与禅修的关系。另一系主张在日用酬酢中实践道德,真正理解并继承“主静”思想,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深刻的察识。可见,周敦颐“主静”说虽然因理学为后世所重视,却因偏读抹杀其道德建构的首创性,有必要回到理学之前重新发现“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洪觉山学术思想引论

洪垣（号觉山,1507—1593年,字峻之,江西婺源人）融合吸收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心学思想,强调格物致知、博文约礼,发展出以生意为心学归宿的生机（几）之学,心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晚年融佛道入儒,追求心体的超越,又自甘于偏僻山村,故其博学体系不得传人。其心性工夫论脱离程朱主静或主敬、走入顿悟一系,最终与佛禅＂明觉＂思想合流,标志着白沙—甘泉一系自然主义心学的终结。但是,他重视从历史中获得政治知识,重新诠释格物论,在明代心学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重新阅读洪垣《觉山先生绪言二卷》,可以扩大我们对明代思想的研究,深化对甘泉后学、阳明后学的认识。     

湛若水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

湛若水哲学体系的构建与易学密切相关。在阐释心学思想时，湛若水借鉴《周易》经传的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系辞》、乾卦、复卦，构建一套以“知几”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心之体即是易体，心之几即是爻变”为湛氏易学思想的总纲，该理念高度概括了心与易通一不二的关系，积极推动了明代中晚期心学易思潮的发展。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陈白沙“致虚以立本”的工夫论

在宋明新儒学体系中,"致虚"是祛除私欲的工夫。"致虚以立本"是陈白沙心学的基本体证工夫。濂洛之学是陈白沙心学的源头,周敦颐、程颢、程颐的"致虚"理论对陈白沙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勿忘"与"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儒学致虚工夫的基本途径。"勿忘"是提撕、唤醒的工夫,陈白沙通过"闲邪存诚"的"主静"或"主敬"的勿忘工夫执着于善,确立了心学的门户。"勿助"是陈白沙实现心与理凑泊的关键因素,"勿忘勿助之间"的致虚工夫是陈白沙立心学说的诀窍。在"勿忘""勿助"的致虚工夫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的贯通,"惟仁与物同体"是陈白沙致虚工夫的极致。     

刘宗周慎独诚意的修己之学

刘宗周哲学理论思维,其心体论是陆王心学的尾声;其《人极图说》是仿濓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主敬工夫是洛学＂涵养须用敬＂的翻版;其慎独工夫,是对道南学派静中体认未发之中工夫的提倡,使主体孤独的心灵不至陷溺;其诚意工夫是接着程朱道学讲的,强调本体与工夫、体与用的浑然不分。虽然他没有建构出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思维方法,没有开出新的理论思维核心话题,也没有转换其理论思维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但其所创建的蕺山学派,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特别在浙东学术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对浙东以后学术发展起着推进作用。     

乐之境--王阳明"乐"思想研究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乐”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心灵经历艰苦磨练的亲悟。本文认为王阳明所说之“乐”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同一,是人的基点、人的追求和人的归宿的同一。王阳明的“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生命的存在与本质,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灵的恬静与和乐。     

儒与禅：割不断的联系－论陈献章的儒学与禅学

陈献章是明代儒学大师,是明代心学的奠基人。是什么因素使他在宋元一脉相承的传统学术中独树一帜,从而为明代学术界带来了“新气象”？本文通过对陈献章的主要几个可以作为“学者津梁”之思想,如“主静”、“静坐”、“静中端倪”、“无心”、“无言”、“我无尽”“虚寂空无”等思想的分析,揭示陈献章的儒学与佛教义学（即所谓禅学）之间的深刻联系,指出他只不过是比宋元儒学在更广泛的角度、更深的层次上吸收了佛教义学的营养来补充儒学而已。     

论北宋至明中期“主一”思想的演变

北宋至明中叶,"主一"概念受到了较多关注,程颐、朱熹主要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修养工夫论意义。阳明则将"主一"释为心"专主于天理",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本体工夫合一的意义。湛若水综合程朱与阳明观点,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说,但其说在本质上表现出二元倾向。王栋对"意"的阐发则推动心学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基于各自的思想背景对"主一"概念展开种种诠释,从而极大丰富了这一概念的意涵。     

康有为对周子之学的多维阐释

康有为提及的北宋人物不一而足,对周敦颐却格外关照,以至于将其奉为宋学的开山。事实上,康有为不仅提升周氏的地位,而且从不同维度解读、诠释其思想。正是这个原因,康有为对周敦颐思想的解读影响了其自身思想的建构,却直观呈现了周氏思想的近代视界。从思想来源、传承谱系和传承影响等维度入手,揭示康有为对周敦颐思想的多维诠释,既可展现周敦颐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也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国学理念及其对宋明理学的评价。     

“易”以贯之——试论明儒孙应鳌工夫论的易学资源

作为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孙应鳌的易学思想以阳明心学为其核心。孙氏在构建其心学体系的过程中对于易学的借鉴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以心解《易》、以《易》证心的双向诠释中。在孙氏的易学体系中,易即是一,一则无物不有、无道不涵,理学世界中诸如“性”“命”“神”“理”等核心概念,都被统摄于易道之中。因此,对于儒家性命之理不仅应“一以贯之”,也应当“易以贯之”。这一点也充分展开于孙应鳌以《周易》经传为思想资源构建的“慎独”工夫论中。     

尹焞对《论语》和《孟子》的诠释及其对洛学的笃守式继承

在程门高足相继谢世,洛学无所折衷,复遭怀疑、歪曲与批评的两宋之际,尹焞以笃守师说为自任,使洛学的传承和传播得以保持其原初样貌,居功至伟。但尹焞的思想学术特色并非“笃守师说”即可论定,其对《论语》和《孟子》的诠释还蕴含着反对解经新奇、力求注解简当的整体原则,争取洛学社会政治地位、维护洛学纯正性的现实意图,广泛摄收汉唐旧注、宋儒新解的包容特点,推阐强化洛学思想命题、价值取向的学术旨趣。不过,他对“主敬”工夫论的发明,语焉而未详,流露出“心学化”的思想倾向。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     

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心学补遗：江门心学的理论特色及学术价值

学界长期以来对心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以陆象山为代表的金溪心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心学(合称"陆王心学")的研究,而忽视了以陈白沙为代表的江门心学,突出表现是江门心学有何理论特色,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回答。其实,江门心学以"学贵知疑""学贵自得""内外合一""学宗自然"和"因诗写道"为基本的理论特色,其中,"内外合一"特色表现在工夫论域,就是以"心事合一"或"即心即物"为主要内涵的"学无内外"工夫论。这种工夫论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工夫论的扬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江门心学的理论特色表明:江门心学是一个独立的心学流派;江门心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     

“敬”的心学变迁

主敬是理学修养论的重要方法，而修养工夫论是与心性和天道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以“敬”为主要关切点的考察即可折射出理学经由元明两代的昌明显赫转而暗淡，继而心学大明这个演变转化的整个过程。     

《周易》“艮其背”与宋儒主静思想析论

《周易》“艮其背”之诠释史呈现出政治治事与心性超越两个面向。宋代理学家从艮卦中吸取资源,为政治治理之解注入了超越的理据,强调主静工夫在修己、安人中的作用,克服了单纯从经验层面平面地论析政治的弊端,实现了儒家治世安人与个体安身立命的合一。     

先秦道家虚、静思想及其演变

作为道家思想的一对核心范畴,虚与静内涵相通,义相互摄。它们既贯通着道体与发用、境界与工夫,也和道家思想的其他重要范畴如自然、无为、柔弱等内涵相通,彼此间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从老子、庄子到黄老道家,虚、静的意蕴及其在工夫论和政治哲学上的表现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演变。其中,由早期的工夫境界论范畴转而成为一种人君的御臣之术,是虚、静内涵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先秦道家的流派分化之状,也展现了晚周之际的治术之变。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     

杨简的“知止”工夫诠释

“知止”及围绕该概念形成的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宋代心学代表学者杨简工夫诠释的重要内容。“知止”工夫包含了“本心”至善的先验性、自发自止的主体性以及心意合一的顺向性诸层面。人人皆具有正直向善的、本静本止的“本心”,只需充分发挥“本心”的能动性与独立性，则体虽常寂而思虑酬酢应用无穷，这便是杨简所追求的、寂感合一的“知止”工夫。杨氏希望以此消除“意”对心体的拘执，以无思无为之“止”实现道德主体之超越，并将其落实到孝悌慈爱的日常践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