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台恸哭 实恸故宋——《西台恸哭记》的思想内涵探微

谢翱是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人品诗品俱佳，《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值国家兴亡之际，谢翱尽倾家资，弃笔从戎，投奔文天祥，随文转战各地。宋亡后，谢翱遇名台必哭祭文天祥。其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是追悼文天祥的感天动地之文，融注着对故宋的坚贞和忠诚。谢翱恸文天祥壮志未酬、为国捐躯，究其根本，则是恸宋朝沦亡、故国不再。他对丈天祥的感情，实质上是对宋室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感情。     

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述论

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士风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晚宋时期的变节之风是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诸多表现.一大批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或临难脱逃,或在宋亡前投降蒙元,或在宋亡后变节仕元.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形成的原因,主要为穷奢极欲,志于享乐;贪恋权势,志于爵禄;理学的负面影响;而最根本原因即为晚宋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士大夫变节之风严重危害了晚宋政局,加速了南宋的覆灭,还对元朝的重吏贱儒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zhu）名的民族英雄。他曾经担任过南宋的宰（zai）相，可后来却因为被奸臣诬（wu）陷，被朝廷撤（che）职，直到元朝统帅伯颜来攻打临安，准备灭宋时，朝廷焦急（jiao ji）万分。这时才想起了文天祥，于是，谢太后立即传诏（zhao）书，邀请文天祥进朝。     

元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杀掠问题辨析

元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杀掠问题,是尚少研究的课题。本文分析论证了成吉思汗时期是蒙古国家的奴隶制时代,对西夏及金的用兵杀掠较甚;窝阔台至蒙哥时期,国家政权向封建制转化,对金和南宋的用兵杀掠现象有所减轻;忽必烈接受中原儒家文化,实行汉法,完成政权的封建化,亡宋战争中严肃军纪,禁止杀掠,使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元统一中国的战争破坏远远小于秦汉隋唐宋各代,夸大其破坏作用,以为使中原经济文化倒退并陷于黑暗,是有失偏颇的。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浅论《正气歌》歌颂的历史人物与文天祥经历之关系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他经历了南宋复亡的那一段极为惨痛的历史。他的可歌可泣、顽强不屈的斗争事迹,为宋末人民抗元历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他的诗歌(主要是德祐二年以后收入《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中的动人作品)是他战斗生活的记录,展示了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忠贞不渝的民族气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在他的杰作《正气歌》里表现得尤为集中、鲜明、强     

顾炎武的伦理哲学思想

顾炎武,原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明亡后,他志存恢复,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门生王炎午,更名炎武.因其家乡原是南朝大画家顾野王所居住的园林——亭林湖,世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     

隐逸词在南宋遗民词中的新变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是宋亡后士大夫心理与境遇的反映。南宋遗民词人的心奥,南宋遗民词中隐逸词的新特点,是在宋末元初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其时的特有文化现象。     

论成都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蒙古军占领成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深入西蜀堂奥之区,建立永久性据点,作为立足"根本",进而顺江东下、攻灭南宋的战略布局。占领成都不仅有助于充实蒙古军事实力,也为日后蒙、宋两军在川蜀对峙格局奠定基础。在平定四川、灭亡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借助成都平台的战略支撑,发挥了招降纳叛、统军伐谋、转饷馈漕的重要作用。元朝灭宋后,成都作为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驻地,是全国著名的军事重镇,兵戈军戎色彩极为浓厚。成都之所以能在元朝大一统的格局下,在"马上取之,马上治之"的进程中,彰显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与成都本身的战略位置有关,也与亡金、亡宋后的形势有关,更与全国统一后的国内时局有关。     

反映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元斗争的几件历史文物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春,崛兴于我国北方境内的蒙古(1271年改国号元)贵族,正式发动了对宋朝的大规模战争。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蒙古(元)与南宋之间战争频繁,直到公元一二七九年元灭南宋。 在宋、蒙长期战争中,四川地区是蒙古贵族军事进攻的重点。战争伊始,蒙古军队即大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文天祥古典爱国主义思想述论

矢志抗元、以身殉国的南宋朝臣文天祥 ,之所以亦能在元人的“道德法庭”中被列为仁人志士的伟人之列 ,乃是由于其叙事本体充满了以“正气未亡人未息”为精神支柱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     

论宋代文赋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专尚于理而略于辞,有散文之风。文赋作品主要出现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两宋存世文赋不足百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更少,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     

文天祥其人及其军事思想

文天祥是中国南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少有大志，立志救国。考中状元后，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元军大举南侵，力主抗元，反对投降。他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富有智慧，才气纵横，文能治国，武能击敌，文而有武，儒而知兵，提兵入卫，胜气先见。他虽为元统治者杀害，但他的思想，行动，气节，品格，功业，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     

《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一部专业性强而又广受欢迎的诗歌选本,在序言中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诗歌选与不选的标准,对那些未能入选的诗歌名篇似乎尽到了说明之意。但对于《正气歌》这样在诗歌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篇章,先生却坚持不肯选入,则显然是因其有着不可原谅的缺陷。本文从钱钟书先生给《宋诗选注》责任编辑弥松颐先生的信谈起,从诗歌的继承与创新上对《正气歌》未能入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

文天祥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人格精神可一言以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之所以拥有这种人格精神,实与他沟通了必然之"命"与当然之"理"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文天祥的一生,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也是知"道"循"道"卫"道"的楷模。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家的文天祥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仅以理论的探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儒学之基本价值,从而耸立起一座儒家人格精神的历史丰碑,让世人在敬仰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人格上的锤炼。     

王十朋的稽山鉴水情缘

八百余年前 ,南宋朝状元王十朋任绍兴府佥判 ,为官清廉 ,勤政为民 ,坚守节气 ,精忠报国。基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考察越中山水 ,以独特的视角和特殊的情怀反映出稽山鉴水的各个方面 ,从而留下具有深刻价值的史料文献     

略论钱选在古代绘画史中的地位

进入元代以后,钱选作为一个遗民画家,拒绝了新王朝的征聘而潜心于绘画艺术,这种格趣上的转向给他的艺术作品带来新的气质。钱选前期的画作在表现技巧和精神风貌上深受南宋院画的影响,后期的一些作品则较明显突破了院画体格的羁绊,在用墨和皴擦上呈现出宋元文人画家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钱选的以诗题画,号称"吴兴八俊"的钱选的诗作多由感而作,他常将他的诗文题写到画作之中,并在诗、书、画、印的有机融合上独树一帜,从而构成了后来文人画的基本形制。     

文天祥佚文《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及其史料价值

《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是新发现的一篇史籍失载的文天祥珍贵佚文。《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的史料价值在于:填补了文天祥生平中咸淳壬申年,即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史料的断年缺失;修正了有关史料对文天祥历史记实的偏颇失误;为文天祥文集补遗。     

北宋毕仲衍论略

毕仲衍的政治生涯主要在宋神宗朝代,依靠其特殊的家族背景、出色的"吏治"才能和变法的历史机遇,他在北宋政治大舞台上虽作为"不显眼"的角色活跃了二十年,但他涉足具体事务广泛,尤其是参与了变法,亲历了元丰官制改革,修撰了《中书备对》,对后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