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财力投入，完全依靠国家兜底并不现实，必须增强乡村的“造血功能”，依靠集体经济增强乡村治理的“硬核”能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时期、双层统分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地两权与三权分置时期，发展演变的目标逻辑、形式逻辑和发展逻辑各不相同，但均与当时乡村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样态愈加多样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集体经济全员化的典型代表，在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作用下，村党委运用合法机制，理性地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权和乡村治理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同构模式。在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构中，制度性趋同、竞争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交织进行，集体经济在发展中迅速嵌入治理制度、资源和技术，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效能。     

新农村建设中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

集体林权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应当从林改后的乡村治理入手,着重从村财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四个方面来考察乡村治理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区域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以期对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难题破解与实现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全面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高度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统筹规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仅是实现全体农民富裕的有力举措与坚实保障,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实现形式,因而亟需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之下,解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以集体经济带动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诸多问题,农民、集体“能人”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主体能力有限,包产到户经营体制的短板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目标不对接。为此,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三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的建立,必须壮大乡村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互动、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使中国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西方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我国乡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乡村治理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中得以升华与拓展。可是,作为乡村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却遭遇了困境,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这两股力量的失衡制约了它的实际效果。然而,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给我国乡村治理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必将带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善治。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探源:基于人的需要之视域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变革,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诸多动力源中,农民的需要及其新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也是理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理由之一,应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予以关注和重视.     

新农村利益关系视阈下农村伦理文化的构建

任何一种利益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养育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价值奠定了经济主体基本的行为方式,我国既有伦理文化,难以为新农村利益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材料。在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农村利益关系时,必须进行基础性、全面性的伦理文化的建设工作。既要推进传统伦理文化的开拓创新,又要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法治化,并在新农村集体主义的建构中实现农村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向存在。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与政府监管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的范畴，是指他人为了自建房屋，占有、使用集体土地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取得是基于村民身份，与集体成员权密不可分，也可以通过继承、买卖、赠与等流转方式取得。政府要对宅基地取得过程中的行为加强监管，既要保障村民合理使用宅基地的需要，又要防止宅基地过分扩张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新农保实施背景下农村居民 养老支持力系统优化研究

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系统模式是缓解我国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必然选择。新农保的出台填补了政府缺位的状态,弥补了政府支持力的短板。然而,以新农保为主的政府支持力在高参保率的“泡沫”褪去之后产生了参保老人福利水平不升反降的“倒逼效应”,导致农村老人获得的来自政府的支持力水平大打折扣。其背后的机理在于新农保制度设计中关于集体经济是否参与养老支持的自愿机制设计和新农保缴费中家庭参与强制机制设计也即捆绑缴费制度。建立弹性的集体经济强制参与机制,壮大农村居民社会养老支持力;发展地方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给予家庭自愿机制下的政策经济支持,夯实家庭养老支持的基础和条件,充分发挥家庭在养老支持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关键着力点;逐步做大财政直接支持的力度,真正起到兜底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评析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农村依托集体经济建立了就业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合作医疗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形成了集体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的保障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推动以及集体经济的建立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一模式也明显地存在着制度化水平低且不稳定、随意性大、保障水平低等缺陷。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合理的目标定位和稳定的推进措施,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严重不足,政府的角色定位有严重偏差等。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

公共服务城乡失衡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缩小城乡差距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我国城乡失衡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大低于对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严重滞后,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要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力度,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有利条件。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论黄炎培农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

经历了实业教国、教育救国的挫折和反思,目睹了教育救国与农村贫困的现实反差,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洗礼,黄炎培的农村教育思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步形成。在乡村改进实践中,黄炎培始终将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富、政、教合一”的整体发展观,采取“划区施教育”的农村教育发展方式,强调农村教育必须因地制宜,顺应农民心理。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发展农村教育要立足农村,注重调查研究和实验,要将教育放在发展农村的重要地位。     

从城乡差距谈农村公共产品问题

公共产品供给城乡失衡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缩小城乡差距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出总量不足,基础设施滞后和供给结构不协调,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针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有利条件。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模式比较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在理论和整体上具有协调性,而在现实和局部上又具有不协调性。在实践中,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模式包括并进模式、扶植模式、复制模式和吞噬模式,不同模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适用取向。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政府和农民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推进模式,更加注重政策协同和政策工具的选择。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相关问题辨析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虽然立法上有很多称谓,但其核心主体主要为两个：一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二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管理（行使）主体。前者是指农民集体,后者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在农村集体所有权行使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应该是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执行者,而不能以其意志作为农民集体的意志,更不能以其管理人员的意志取代农民集体的意志。在处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与管理（行使）主体的关系上,关键在于在立法上建立“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形成与表达的科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