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重教化思想的三种人性视角

作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理论基础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荀子和董仲舒代表的性善论、性恶论和性三品论三种观点。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既是中国古人对自身存在的理性反思,更是对最合理的社会教化方案的不懈探求。其中,性善论强调教化的可能性,性恶论强调教化的必要性,性三品论则更加突出了教化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对于强化民众的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     

道德教化与休闲伦理秩序建构

当前中国休闲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伦理秩序的紊乱,道德教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休闲伦理通往和谐有序状态,是休闲伦理秩序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休闲视域中道德教化的核心问题是确立正确的幸福观,把幸福看成节俭美德带来的祥和自由心态、伦理至善带来的心灵满足、审美人生带来的精神愉悦;休闲伦理教化在方法论上应注意分清层次、凸显主流,化解矛盾、舒缓心理,树立形象、引领风尚。     

智者的教化和希腊哲学的转向

肉体问题是希腊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灵魂和肉体关系的基础之一。智者的贡献在于:首先,由于他们的努力,希腊自然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被用来观察人及其肉体。其次,由于智者是从事教育的,通常比较强调知识和教育,像普罗泰戈拉一类的智者,更为强调教育和知识对灵魂的教化作用,教化的目的是灵魂的aretè(德行),于是智者的教化把知识与灵魂的关系提上哲学的日程。     

“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

近20年，中国兴起了对教化问题的研究，但对教化之概念使用常出现纷繁混乱的情况。笔者探讨了教化一词的本义，并在区分教化与教育、教化与社会教化及辨析教化政治属性、载体与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儒家伦理教化的一个考察与分析

儒家伦理教化的一个考察与分析何隽１儒家的伦理教化既依赖于制度的作用，也依赖于非制度的手段。前者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伦理化和伦理的法律化，后者主要包括了文艺创作，蒙童教育和社会教育。伦理观念是人类一种具有自我节制与牺牲特质的理性产物，如何使它为人们心悦诚...     

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特征

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就是一种实践哲学,而且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释学实践哲学,它强调通过后天的日常交往、练习和习惯来分享共同的信念、价值与习俗,实践共同的善;强调过一种政治的生活或共同体的生活需要共同体中每位成员的互相友爱或友善。     

论当代中国社会教化的迫切性及其实现途径

传统宗法社会的解钮使当代中国社会彻底松散为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大众社会,大众是一个由数量精神聚集在一起的娇宠、庸俗、暴力的群体。因此,社会教化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但在当代,自由是被普遍接受的理念,于是,社会教化常常被质疑为思想专制而难以实现。社会教化的实现途径有二：厘清教化与学术的分际,学术可以自由,教化必须统一;建立教化之义理模型,开生活之轨道,提升精神,印证真善美的合一。     

明教化厚风俗——朱元璋推行教化的几个特点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特别重视教化的建设。朱元璋认为风俗关乎治乱,教化甚至比政刑更为重要,所以"明教化"被他认为是实行宽仁之政的基础之一,与聚财、省役、禁贪暴并举为国家"培其根"的要务。朱元璋在改朝换代之际推行教化有很强的针对性,树立教化,首推忠节;提倡以孝治国,提倡孝悌,作为风化之本;建立学校,提倡儒术,制礼作乐,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其教化建设,措施得力,特点鲜明,如喜欢用敦劝、感化手段推行教化,重视用奖励、表彰影响社会风气,注重人君修身、官吏律己在推行教化中的表率作用,以及重视对教化的普遍宣传和教育。这一切作为不仅扭转了元末以来的社会风气,重新确立和发扬了传统的道德理念,使明初社会趋于安定,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西方家庭道德教化的理念与方法——《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的现代启示

美国著名的亿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在其一生40年时间里给他的后代留下38封家书,透过这些经典家训文献,可以看出西方家庭教化的理念与方法,也可以给我们中国当代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对“富二代”的家庭教育带来许多启示。首先是基督教伦理理念的价值导向是其德育教育的核心;其次是具有哲理语言的家书形式,起到良好的励志教育功能;最后是充满宗教理性的商业伦理灌输,对家族经商、理财等理念的教化与提升,保证了家族企业发展的价值基础传承和延续。     

贵族意志的灵光——明代教化派戏曲美学

明代教化派戏曲美学的时代印纹,以“和”为审美理想对儒家美学的嗣承和变异,教化派戏曲美学撮要。     

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古典基督教人文主义--从希腊德性教化的角度看自由意志与恩典

关于自由意志和恩典的看法,西方基督教基本上秉承的是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以预定论和原罪论为前提,坚持强恩典和弱自由的视野.相形之下,早期基督教的希腊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特看法通常受忽视.它从德性教化的角度平衡自由意志与恩典之间的张力,给予"个人自由选择"以基督教信仰内的合理保护,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它又从希腊的神人和谐理论出发,强调自由与恩典之间的圆融,以及人在救赎作为中与先验性"原理"的必然关联.本文以希腊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尼撒的格列高利为对象,清晰地勾勒出有别于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希腊基督教人观的基本范式.     

《礼记》——丧礼孝道教化的建构

《仪礼》对丧礼的规范,经《礼记》的阐释,建立起以血缘亲情为依据,融入在意识、行为、器物三个层面的哀戚之孝,但在实施中也坚持丧之中庸与政治教化,最终完成了对丧葬仪式孝道教化的构建,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注民间：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在两者的共时关系中,民间伦理虽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受正统教化伦理的影响与指导,但由于它拥有最广大的民众基础,并切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因此不仅没有被正统教化伦理完全同化,反而以其自身强大的亲和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通过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异质言说,显示出边缘对主流的反向同化作用和自身的相对独立地位。因此,要想接近和描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就绝不能忽视民间伦理的存在。由此也就决定了,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不仅要重视传世经典的爬梳和整理,而且对来自民间的各种思想素材,尤需格外关注。     

儒家善政伦理及其现代化

儒家善政伦理为儒者在国家治理中经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种道德体悟。善政的核心是德治。儒家善政伦理到近代时,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受到了广泛的现代性批判,并导致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致使其迅速衰落,最终退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在当代,儒家善政伦理要实现复兴,只能走现代化之路。     

《礼记·乐记》中的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文艺思想.先秦儒家对音乐所持的实用功利态度,礼乐相辅相成以维护统治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观念以及音乐表现情感并通过情感熏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等,都在<乐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乐记>反映的先秦儒家"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取向的文艺观和"将人生艺术化"的伦理、政治理想,对中国文化至今仍产生着深刻影响.     

文化教化:高校网络道德的教化之道

规训式网络道德教育扼杀了教育的本性,生活教化理想被放弃,存在规范消解教化,经验消解理性,重复消解创新等问题。将"自上而下"的道德意识灌输与"自下而上"式的引领和提升过程结合起来,发挥网络文化优势特征、效能,使主体在与网络文化相互创生过程中,实现启发引导,促进其对网络文化价值的掌握、认知、体验、内化和践行,提升个体的主体性。网络文化教化目标指向主体与网络文化的相互创生,获得网络生活意义,转变和完善精神生活,促进自由全面发展。促使教化成为一种化知识为个性、理性和德性的教化实践活动,使网络道德教育转变成一种启迪、唤醒和引导的教化实践活动,促成主体的精神成长。教化内容要实现从知识化到人性化、从政治化到生活化、从科学化到人文化的转变。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传统儒家孝悌之道的现实观照

传统儒家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有着生活情感上的本源,这是实施道德教育最可靠的基础;同时,家庭内的道德情感还具有很强的带动性和拓展性,于是采取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各种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儒家尤为重视孝悌之道,将其视为治之始.关于孝,儒家强调的是孝养和孝敬;关于悌,儒家主张的是兄弟之间彼此友爱.重视家庭教育,继承和发扬儒家的孝悌思想,是解决人的道德滑坡问题、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关键之举.     

论施莱尔马赫《独白》中的教化伦理学

在作为其教化伦理学宣言的《独白》中,施莱尔马赫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自我的本质及其使命、爱和想象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与以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哲学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观点。他反对当时已经开始显现的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批判将人物化为对象的做法,在世界与自我的关系上,指出前者是后者展示自身的镜子和舞台。不过,这种自我并非理性主义所主张的普遍的理性主体,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自我,必须充分发挥为理性主义哲学所鄙视的爱和想象的功效,生活在团体中,在与他者的交往和沟通中充分培育和展现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才能完成自我教化和实现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