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民主在中国的谱系(下)

三、伦理革命与庶民主义 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体西用"论者来说,宪政只是一种从西洋文明引入的"有用的"制度,其作用是要保卫和保守中国文明之"本体",也就是所谓"保种""保国""保教".进入20世纪之后,原来意义上的"体用说"动摇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保种""保国""保教"的内在涵义,对民主的认识也逐渐从实用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     

中国近代文化保守思潮的困境与歧路

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思潮历时久远,影响较大,其思想家研究国学,反对西化,呼吁现代化建设应注重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其发展也陷于困境,如保国与卫道的顾此失彼;"卫道"与"开新"的事与愿违;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尖锐对立等。由此使思潮出现某些歧途:开始脱离社会,走入象牙之塔;思潮作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的倾向初现端倪等。应该指出,这也是时代矛盾的反映,加之外患的急迫和传统积淀的深厚,思想家难以深思熟虑,细心建构,总体来说,思潮的理论贡献是主要的。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郑观应"道器"与"体用"论属于两组不同概念,两者异同并存.其中,"道"的范围要比"体"的范围广,"体"主要指政教制度,而"道"除了政教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器"和"用"则相同,指持艺.郑观应"道器"、"体用"论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差别,在于两人对西方宪政等根本制度认知不同.郑观应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启蒙.     

严复对"中体西用"观的批判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的理论纲领.经林则徐、魏源和洋务派冯桂芬、李鸿章至张之洞,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对打破传统中学的封闭状态,催化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学理方面的欠缺和保守性受到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批判.而严复以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学等先进理论为思想武器,运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条剖缕析,对"中体西用"进行最为深刻、系统的批判,充分显示作为"西学第一人"的资产阶级启蒙大师的智慧和勇气.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

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变革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力倡导尊经。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制度来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自我调节,不可能在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藩篱,这是张之洞本人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如何实践"中体西用":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

张之洞以维持礼教为由反对日本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草案,论者以之为囿于"中体西用"说的表现,往往有顽固保守之评.不过若仔细检视其事及其主张,不难发现张氏反对的内容其实相当有限,其主旨显然不是要全盘推翻草案,而是在效仿西法、收回法权的同时亦可维持守约式的礼教.然而庚子以后尊西趋新之风极盛,加上商约条文放大了收回法权的愿景,不但传媒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新刑律,就连朝廷对张氏的诉求也阳奉阴违,核订新刑律实际秉持"完全以世界为主"的宗旨.可见张说在清季最后几年逐渐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中学不能为体"的时代已经来临.     

王朝没落中的"张之洞现象"

张之洞与清末其他重要封疆不同,在其身后出现"张之洞现象",即久不被人们和历史忘记,何以如此?本文从张之洞所从事的实业、教育,从他所具有的观念、人品,从不同时期名人、伟人对他的评价等方面对此作综合性探究.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黄遵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纵观黄遵宪一生学术文化思想,"西学墨源"论实奠其基.其以韩愈"孔墨相济"说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同时以孔墨对应中西,主张效法西方科技政制而保存中国传统伦理,以传统道器之辩安置中西主次位置."西学墨源"论虽然成为黄遵宪接引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利器,但终走不出晚清"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巢臼.其学术文化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士人在中西冲突的剧变环境里依违两难、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     

何必"必于信":"君子贞而不谅"思想发微

理智地对待诚信是孔子诚信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他倡导正确、合理而辩证的"好信",反对不问事理、不计是非而唯信是守的"必于信".在孔子看来,"必于信"会隐伏、滋生诸如"忠君"、甚至"死君"的社会危害,还会酿成一种褊狭、短视和浅陋的心态,曲解事实、遮蔽真相,妨碍正确的历史认知.为破除"必于信"的偏执,孔子提出"好信必好学",以期培植理性与辩证的诚信观.     

重评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以《劝学篇》为中心

学界通常将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论的典型代表。但细究《劝学篇》全书之意,中体西用似乎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之语。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比以往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内容要丰富得多。这一文化观以纲常论作为政治的最高准则,将民权思想断然排除在可以接受的西学之外;又以会通论作为文化的基本取向,极力主张中西之间全面融会贯通。其纲常论作为一位封疆大吏的政治宣言,无疑阻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和西学传播的深化,而其会通论作为一位著名学者的文化思考,其中仍然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叙事理论中的"语义方阵"新探——兼论学术界对"语义方阵"的误用

"语义方阵".或称"符号学矩阵",是法国学者格雷马斯对叙事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我们认为,格雷马斯实际上提出了两种类型的"语义方阵":第一种类型的"语义方阵",由于其强调语义之间的对立.可称其为"X型语义方阵";第二种类型的"语义方阵",由于其强调语义之间的综合,可称其为"O型语义方阵".弗·杰姆逊在北大演讲时,对<聊斋志异·鸲鹆>的"语义方阵"分析存在问题,国内学术界也存在种种对"语义方阵"的误用.     

论晚清儒家道统复兴思想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学风支离、琐碎。值此,曾国藩、张之洞等接续、担当和重建儒家道统,以肃清异端邪说,强化儒学之正统地位,以振兴低靡之朝政、凋敝之民生,其功堪比韩愈。曾国藩道统论以仁、礼双重道观开局,启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多元道观之端绪;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其道统论之功用观,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开启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端绪,为“返本开新’说开荆辟莽。     

“情”的下嫁——晚明情感论美学思想浅探

"情"是心理学中一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它常常与理、志和欲纠缠在一起.本文在简要回顾传统深闺中的"情",即"情"从情到理的一面的基础上,又具体探讨了晚明下嫁的"情",即"情"从情到欲的一面.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对张之洞《劝学篇》中涉及教育的篇章进行分析与归纳 ,并从教育的目的、手段及教育实践等方面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作了初步评述。     

“良心”与“虚心”——孟子、庄子心论之比较

战国中期最大的哲学创获即在于"心"的发现。以"心"为"环中",孟子、庄子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微地反思,并藉之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孟、庄"心论"的内在理路是针锋相对的———或求"集义",或倡"集虚";或落实为"性",或发显为"神";或主"思诚",或申"去知";或"以心统气",或"以气统心";或期于"仁政",或归于"游心",体现出了不同的哲学关怀与心灵境界。归结说来,孟子追求的是兼具道德自觉、伦理关怀与政治理想的"良心";庄子则欲洗濯一切世俗价值,而在"方之外"体认自由与逍遥的"虚心"。     

徘徊于"文"、"道"之间的桐城派

桐城派文士在"文"、"道"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平衡,他们一方面以文章家自居,将"文章之学"视为终身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又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他们所持的"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论几乎使古文沦为护道卫道的工具.但他们中的部分人士,尤其是晚清桐城派中的部分人士甘以文士自居的坦然态度,将"义理"与"文章"相剥离的思想倾向,使传统文学向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