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冷战后美国对古巴政策

冷战期间 ,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遏制政策 ,将之看成是苏联在西半球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冷战结束已经 10年有余 ,但美国对古政策并没有根本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巴仍然在坚持搞“共产主义” ,因为从安全上讲 ,在苏联因素消失之后 ,古巴对美国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冷战后 ,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影响美国对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对华政治策略

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者始终敌视中国,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强调意识形态分歧,把中国视作取代苏联的下一个战略对手和巨大威胁,主张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很大,采取了“反共主义”策略,遏制中国崛起;突出意识形态,推动民主进程;突出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对华政治战略,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全面认识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意识形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 :美国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单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要用意识形态来号召西方国家团结在它的阵营中 ,但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 ,又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合作。冷战结束后 ,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 ,美国又举起意识形态的旗帜 ,拿“人权”大棒打压和妖魔化中国。可见 ,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不过是一件工具 ,要视各个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 ,来决定其在对外政策中所处的位置。     

美国亚洲冷战政策形成探微

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起源于二战时期的美国亚洲战略构想，二战结束初期便得到了初步的发展。随着美苏全球冷战政策的全面展开，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逐步取得胜利，迫使美国逐渐调整其亚洲冷战政策。1948年10月正式确立日本取代中国成为其在亚洲的战略伙伴，来抗衡苏联及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本文通过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的形成进行深入的研究，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受意识形态因素所制约的。     

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及其格局演进贡献动能——基于中美关系的视角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国际体系中显著的特征之一,改变了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格局演变。中国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引起了相对实力正在下降的美国的不安,新冠疫情加剧了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威胁”作为美国国际政策的基础,试图重建新“冷战”和两极世界的叙事,同时复兴国际共产主义威胁论,而拜登政府一直在将这一政策激进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周期性危机,与美国政府的宣传相反,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所付出的努力堪称典范,其在控制疾病的同时也致力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已取得一定成效。     

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战略思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意识形态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依然是西方世界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普世价值论就是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新形式。普世价值论以人类最高道德、最高理想的面目,＂超越＂阶级利益,＂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宣扬所谓全人类共同的真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以更为隐秘的形式向社会主义中国继续推销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在新的形势下,中国被和平演变的潜在风险正在加大,面对西方世界新一轮的思想攻势,如何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抗演变、抗腐蚀能力,掌握渗透与反渗透的主动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毛泽东建国前后的对外开放思想

毛泽东时代的封闭半封闭模式,固然与毛泽东的中国观和世界观有关,但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说,在建国前后,是要使新中国对世界开放的,尤其是对美国等西方世界开放。这种开放的战略基点就是他欲使中国“桥梁”于美苏及两大阵营的思想。之所以未能遂“桥梁”之愿而被迫抉择“一边倒”,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美国政府顽固的扶蒋反共政策和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     

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世界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虽然他宣称“提出文明冲突的论点,是要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是借文明、文化谈国际关系,用文明、文化冲突替代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他的文明冲突论是冷战后美国国内战略家、国际问题学者和各大智库关于“谁是美国的潜在对手”、“谁将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大讨论的一个产物,在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问题上,为美国决策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将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东亚的儒家文明视作苏联解体后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的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国内、中国,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引起了震动,受到广泛的关注。     

"冷战"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

国内外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争论忽略了对“冷战”本身的回顾，观点难以经受住历史检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征不符合冷战的基本特征，内容不满足冷战的含义，发展更不具备冷战产生所必需的条件。二战结束之初，国际体系权力真空与混乱为两极结构下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足够空间，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令美苏走向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强化了苏美决策层的恶性互动，这三者共同导致了美苏冷战的产生。当前，两极结构远未形成，国际权力真空极小，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上的认识问题也不是无解，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很难发生。确切而言，中美正处于“类冷战”的战略竞合期，它受到了美国冷战思维的影响，负面色彩比较突出。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施压，第三方问题引爆两国危机可能性的提升，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决定了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更差。对此，中国应继续以发展自己为首务，对美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方针，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崛起。     

论美国冷战任务的完成

冷战不仅仅是美国与苏联的事情;美苏冷战的结束不代表美国冷战任务的完成;美国冷战任务完成的标志应该是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全球消失,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符合美国标准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东欧、独联体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以及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冷战任务的完成情况具有不同特点.总体是:美国还在推进冷战任务完成的过程中.     

试比较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日两国工业的反垄断政策

战后初期，本着自由经济观念的美国对德日两国的大工业实行了反垄断政策。美国不仅制定了对德日垄断工业实行去集中化改造的总目标，而且还将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其在两国所推行的严厉的非工业化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过，随着冷战的兴起和扶植德日政策的确定，美国逐渐不再把工业水平和工业去集中化放在一起考虑，有时甚至为了提高工业水平而不惜牺牲工业去集中化政策。尽管美国对德日的反垄断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贯彻时间、具体措施和执行效果等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调整阶段。分析调整的原因，美国最高决策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美国国内在中苏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析，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来孤立新中国行动的失败，造成其政策的左右摇摆。此外，美国政府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和判断促使其调整对华政策，但又始终受到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和中共对美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在美国全球战略出台、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麦卡锡主义既是一份警告杜鲁门政府在东亚不得再退却的最后通牒，又是一帖促使它步入军事干涉中国之路的刺激剂。     

美国的冷战战略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的作用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削弱并击溃苏联东欧集团,赢得冷战的胜利,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冷战战略。这些战略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的作用,就某一具体战略来说,作用有大有小,有些甚至是失败的。但就以遏制大战略为代表的美国整体冷战战略而言,则加剧了苏联东欧国家的困难,激化了苏联东欧国内的矛盾,在苏联东欧培植了破坏的种子,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成为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催化剂。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前 ,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利益和目的方面的分歧使得美国在采取对华政策时 ,总是要考虑到前苏联的影响 ,使得对华政策附属于对苏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中苏、中美关系状况都影响到美国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     

"文明冲突论"与美国的"文化霸权"

冷战结束后 ,“文明冲突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寻找的解释后冷战世界的“新理论”。它实质上是美国霸权思想的反映 ,旨在为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提供理论依据。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 ,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美国“文化霸权”提供了现实基础。美国“文化霸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有表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抵制“文化霸权” ,坚持多元文化的互补繁荣意义重大。     

冷战后的中美政治安全关系

冷战结束十年以来 ,美国的对华政策依然摇摆不定。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十年来美国视中国为敌还是为友 ,或者非敌非友 ,至今还未定性。而美国难于在其国际政治安全战略中给中国定性的原因 ,则与以下的三个层次密切相关 ,即美国的国内政治层次、中美关系的发展层次和全球层次。     

苏加诺时期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时期，印尼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美国将印尼作为其在亚洲反共反华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再到肯尼迪，美国相继对印尼制定了专门的政策，用以服务于美国的亚洲及全球反共战略。美国对印尼的外交政策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发展。苏加诺时期中印尼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两国关系表面上友好的背后，在美国因素的作用下，隐藏了许多的矛盾，这为1967年10月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埋下了伏笔。总结并分析中印尼关系的这一段历史，对于发展当代中印尼关系，乃至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冷战与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缘起

美国的发展援助政策在冷战高峰时期形成，它成为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本主要探讨美国发展援助政策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冷战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这对于深刻理解战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新视阈下的美国和平队评析

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它为美国运用文化＂软权力＂征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使美国在与苏联的争夺中获得主动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育美国民众,改善美国政府外交形象,实现志愿者组织社会功能方面,和平队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借鉴。本文试图走出＂冷战工具＂的窠臼,探讨在后冷战时代和平队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