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江花月夜》月亮意象的多重象征系统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主体意象"月亮"在规定性的具体语境中,展示出多重的象征系统:明月高悬,创造出晶莹澄静的审美意境,启发了诗人　绝宏大的天问意识,也唤醒了青春初醒的自我意识,同时也代表了月系两地的相思怀念,成为诗人孤独失意的情感象征。《春江花月夜》一诗高度综合了中国诗人有关月亮的思考和诗意创造,因此备受世人喜爱。     

论《全唐诗》中的“渭水诗”

《全唐诗》中对渭水有过描述的诗人共90位,而这90位诗人创作了128首"渭水诗"。这些渭水诗大体可划分为借景抒情诗、怀古咏史诗、即事感怀诗、唱和应制诗、送别友人诗、战争苦难诗、挽歌悲泣诗、其他八类。这些"渭水诗"在唐代山水诗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达到了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顶峰。     

罗隐咏物诗浅论

我国古曲诗词中融禽鸟虫鱼入诗 ,源远流长。孔子总结《诗经》的特征时就曾认为 ,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 ,咏物诗中的动物意象更是大量出现 ,但一般说来这类诗作就时代而论 ,有初、盛、中、晚之不同 ;就诗人讲 ,有个性经历之区别。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罗隐的咏物诗。详检有关研究资料 ,对于罗隐诗 ,研究者多涉足和标榜的是其讽喻诗 ,而对其咏物诗涉及者却寥寥无几。其实罗隐咏物诗别具特色 ,不仅生动形象 ,委宛含蓄 ,且所猎广泛 ,有托物言志 ,有讽讥世事 ,有的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 ,有的只是遣兴咏物 ,了无所指 ,属于纯粹的咏物诗。     

诗债:诗歌酬赠之风的一个考察向度

诗歌酬赠是以诗歌创作为手段进行的人际交往活动,以礼尚往来为隐形规则,由此产生了具有酬赠承诺性质的“诗债”之喻.它是指在他人索诗或要求和作之后,未能及时酬答,如同负债.通过长期的反复使用,“诗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比喻体系,在频繁的诗债索、偿活动中,既有友情与闲情之乐,也有诗债大量积压与偿还急迫之苦,而后一种心态更加鲜明强烈.因为当诗成为必须往来酬酢、索偿的人情债的时候,作诗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身不由己的应酬,带来了相应的苦恼.也有人对诗债保持理性的态度,索诗时不咄咄逼人、有所节制,偿诗时合理有序、随机应变,有效地减轻了诗债之苦.除了人际关系中的诗债之外,人们还通过把自然景物拟人化为诗债中的相关方,完成了一次次诗歌酬赠的假想,显示了诗歌酬赠之风的心灵化.     

杜牧的登高诗及其艺术精神

杜牧登高诗中的所谓"伪作",其实大都为杜牧所作,如<登澧州楼寄京兆韦尹>、<题白云楼>、<登九华山>三诗,即为其例.从诗人所登之"高"而言,杜牧的登高诗,大致可分为登楼诗、登山诗、登遗址诗三类,不仅特点各具,而且是登高诗由盛唐而晚唐所产生变化的代表.以登高望远作表象,运用种种艺术手段,反复抒发诗人的"恋阙"之情,并于登高怀古中依然与"恋阙"关联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恋阙情结.而这种强烈的恋阙情结,即为杜牧登高诗的艺术精神之所在.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论王绩文学史地位的升格及价值建构

王绩起初以隐士闻名,后来被视作初唐的重要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唐宋文人将王绩视为隐士,原因在于其诗未得到认可.明清文人强调"诗必盛唐",发现王绩诗对盛唐之音的肇启作用,促使王绩的文学史地位发生了关键性转变.近现代以来,基于建设新文学的需要,民国学者认为王绩诗具有反抗宫体的革命意识,遂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为王绩留下了重要的位置.审视王绩诗学价值的多维建构,可见时代的价值观念及学术思潮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亦可见出文学史书写与作家、 作品之间存在主客关系的互动和转化.     

披文缘情话婉词

“人非太上,未免有情。”。这句话最真实地道出了情感于人的不可取消性。诗发端于民间,它最初的出现就是用以表情:情侣间相随相爱的恋情,先民生之艰难的怨情,弃妇被始乱终弃的恨情,男女间相爱不得相亲的愁情。情构成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发生的原动力。可这种发端于心头、流淌于唇齿、落墨于笔端的自然之情被孔子以删诗之名部分地删掉了,孔子的删诗不惟删掉了诗之篇章,也删掉了诗之本能情感,诗的表情功用被意所替代了,情感中最真挚、最自然的部分:爱恋之情、欢悦之情、愁苦之情无法表之于诗,唯有积压于心灵深处。现实生活里,人面对着春花秋月、行之于他乡异地,回忆起往昔恋情,难免感事伤怀,愁肠百结。生活中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的,可传统诗却不允许抒写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情感,它要求表现生活的文学要免于有情。这就是传统诗对生活的背离,对人的背离。     

徐訏小说审美距离意识的衍变

素有文坛鬼才、全才之称徐訏的小说创作中蕴涵着浓厚的距离意识,这是一种专注审美的心理距离,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重心有所不同。早期的创作倾向于营造美的距离,以停顿在美感距离上的情感尤其是独身主义爱情为人侧目,表现了对真、善、美的世界的向往;后期则偏重于探讨审美主客体间距的＂失距＂所带来的人间悲剧,在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中表现理想的失落,这种距离意识的营构与徐訏的自由主义者立场是分不开的。     

论宗臣御倭散文的史料价值

宗臣御倭时间恰好是倭患最为惨烈的嘉靖朝,地点又是罹毒最甚的福建,相当具有典型性.宗臣有亲身抗倭的经历,再加之长期受<史记>、杜诗的熏陶,具有明确的存史意识,所以其御倭散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倭寇之来源、倭惠之惨烈、客兵之祸害、御贼者之表现等众多史实,对进一步认识明代沿海倭乱、朝政腐败、海防策略均有极大的帮助.宗臣真实具体的御倭散文,和明代边防诗相比较,其史料价值更为突出.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自古即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东邻日本即属于此东亚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字的起源问题1 ,亦均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 ,在日本即有“天孙降临”的典故 ,中国则有“徐福东渡”之传说 ,中日之间更有“同文同种”的说法。但迄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 ,从严密的科学角度考察 ,此类记载与传说有些是难以凭信的。至于日本人究竟起源如何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