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人民如何"现身"--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的思想进路

民主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其主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的视域内,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其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性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初探

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哲学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并以社会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的眼光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其中，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J·Habermas）以他的“危机理论”闻名于西方。因此，对他的“危机理论”作一些述评，既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也能使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及变化脉络。“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同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概念，是指一个合法的制…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侯,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但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自身也存在着限度.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概念经历了从韦伯的经验主义到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思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党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巨大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哈贝马斯与勃兰特资本主义危机观比较研究

本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广泛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研究，其中，哈贝马斯和勃兰特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哈贝马斯从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及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了冠以“合法性危机”之称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而勃兰特则用“工业社会”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用工业化浪潮导致的生态危机置换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虽然他们的危机理论都是从医治当代资本主义病症愿望出发提出来的，但仍然有着深度和力度上的差别。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的分析更切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因而，他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危机论”要比勃兰特的“生态危机论”明显来得言近旨远。     

后现代合法性的确立

当代西方哲学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展开激烈争论,启蒙以来建立在主体性和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受到广泛指责,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利奥塔、福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激烈批评、深刻反省,深化了对于现代合法性危机的认识,并试图确立“后现代合法性”,这种反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积极意义。     

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大众赞同、认可依据的说明,这种只看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做法,会因为价值伦理维度的缺失而陷入"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则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而去寻求一种永恒的正义基础和标准,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思辨.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主张合法性是某种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价值,既具有大众认可这一现实基础,又蕴含着相应的价值理念,从而超越了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权力合法性的概念及历史演变

目前国内学界经常提到合法性的概念,但是合法性的内涵外延仍界定不清。本文主要对西方语境中的合法性概念进行一番梳理;同时阐述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判断权力合法的标准,最初是“客观秩序”,启蒙时代发展为个人同意,从而奠立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石。其后,韦伯等人对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断了对合法性规范主义的探索。哈贝马斯对此展开批判,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法性,这也就是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危机”。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人民"的本体性变奏--从宪政民主到程序民主

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对其本体———人民的论证。在宪政民主观的视域内,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是隐晦、消极、被动的。在宪政制度建构中,人民实际上被“虚置”了。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宪政与人民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基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提出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谈民主理论,通过沟通理性,把“人民”建构化于既有的宪政秩序之中。     

"同一性"的理论与检讨——以法哲学为例

本文通过悬置哲学"同一性"的实际性存在,以哲学合法性存在的"目的"规定论证了哲学"同一性"的规定性存在.并且借对"‘形而上经过'不可超越"的强调,否定了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假想.而通过"同一性"对法哲学在法的形而上学抽象上的伸展的"实证"检讨,使"同一性"在"实践"上获得了肯定.     

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邓小平"第一生产力"与哈贝马斯"第一位生产力"之异同

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对此邓小平、哈贝马斯都有所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尽管在表达方式、理论来源、转化机制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邓小平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义、社会作用、历史实践活动主体的不同理解,二者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的世界观.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