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败落及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估与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文化“会通观”指导下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其结果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苦境中形成的文化观——辜鸿铭东学西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辜鸿铭,中国近代史上的怪杰,在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中,他谴责列强行径,为国家主权辩护;他挞伐西方文化,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并向西方倾力推荐,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辜鸿铭文化观的形成,除了受其早年的经历和西方浪漫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之外,还因为他学贯中西,文理兼通,比同时代人多了一份跨国性文化交流与比较的世界眼光。他的东学西渐对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产生了的巨大的影响,也赢得了西方人的尊敬。也为我们今天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很多启示。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

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有着特殊的因缘关系。他是西方戏剧家中认真解读中国戏剧的第一人。他借鉴和吸收中国戏曲的营养,完善和发展了他的新型戏剧观,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理论文章和两部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与《四川好人》中。     

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对国剧运动的一种跨文化反思

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国剧运动意指1926年前后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归国后开展的一场短暂的戏剧艺术实践。国剧运动派的“初心”是试图在中西跨文化视域中重新评估和定义中国旧剧的价值，以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生产，这是一种建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的过程，也是在“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中重建东-西方权力结构重要的探索性尝试。在理论上，国剧运动派力图融合中西方戏剧的“写实/写意”传统，建设具有“中国性”的民族戏剧，然而这种对于文化差异性的强调难免落入“自我东方化”的陷阱，也导致了“国剧”的民族性理念在其文化价值的论争中解构了自身。在实践中，由于国剧运动派对本土的文化环境缺乏深度考量，以及在“国剧”办学方针上的含混和剧本创作上的薄弱，导致国剧运动最终游离于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流。然而，在百年后文化复兴成为主流叙事的今天，国剧运动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为我们如何集成和创新中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的中西方文化关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意义维度。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周期说

在抗日战争异常艰难的20世纪40年代初,雷海宗克服了他所信奉的历史形态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周期说。这一学说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抗战必胜的民族信念。     

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构成了新的文化坐标。在这一坐标系中,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民族文化人格开始形成,同时又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中,呈现出突围姿态。这样的文化坐标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指向,而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多方位的文化辐射。它沟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缩短了儿童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探析

多元文化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以民族方式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和政策模式。在20世纪60~70年代左右,随着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突出,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加、澳等移民国家兴起。冷战结束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西方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东风西渐与20世纪西方戏剧

20世纪 2 0年代 ,部分西方戏剧家在戏剧创新的探索中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戏剧中发现了许多符合其美学理想的因素 ,“东风西渐”激发了 2 0世纪西方戏剧改革的潮流 ,并对西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与中国文化批评的滥觞——鲁迅早期杂文阅读札记

如果我们按照西方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中国的文化批评无疑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如果我们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鲁迅杂文具有鲜明的文化批评的特质,它不仅承传了中国忧患意识的文化情结,而且与20世纪世界性的文化变革相交接;尤其在鲁迅的早期杂文中,突显出对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反思与批判,自此奠定了鲁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批评史的基调。     

面对西方挑战的儒家文化

在儒家文化历经沧桑的半个多世纪,儒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一种意识形态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重新研究儒学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文化使命,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必然发展。实际上,现代儒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和接受西方的挑战。20世纪初由五四运动的中西之争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思,就是由于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所促发的。现代新儒家掀起的重建儒学的文化哲学思潮也是由回应西方的挑战而产生的。当代儒学能否完成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     

罗素中国文化观探析——从《中国问题》看

罗素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中国问题》集中反映了他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判断,呈现了他的中国文化观,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研究和解读中国文化,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评述了中国文化,并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胡适与《新青年》:中国文化的现代言说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媒体存在,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派文人的运作之下,它以激进的改革思想与平和的说理态度,以语言、诗歌和戏剧的变革为突破口,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胡适与《新青年》营造了一个传统文化现代言说的时代氛围,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知识界主观“误读”西方的先河,由此而造成的历史弊端,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潜在影响。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自觉地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从单纯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这种文化转向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以深刻而敏锐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主体性的文化革命观,到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着20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即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问题,这应当是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的最基本的特征。其理论资源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二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思潮的文化批判理论。前者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性和思想根源,后者则暴露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各种具有人本主义特征的批判理论的“家族相似性”。     

戊戌维新派认识、抉择西方文化的几个特点

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是 19世纪 90年代先进中国人寻求富强之路的一次尝试 ,代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同时 ,它又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出现的 ,带有明确的现实性。戊戌维新派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的成果 ,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较为广泛、深入 ;并且由于其自身所处的时代所限 ,又具有复杂的矛盾性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段经历——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留英学生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期,留英学生在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对外努力翻译儒家经典、宣扬中国文化精神,撰写以中国为题材的学术学位论文,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传播中国绘画书法艺术,传授汉语知识,介绍中国本土宗教,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已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英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说明即使在国势积贫积弱、文化交流有逆差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也没有中断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且在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后生命力更加旺盛了。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20世纪上半期留英教育平稳发展的产物,也体现了留英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责任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条件,同时一战前后弥漫于欧洲的西方文化衰落心理为留英学生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开放的文化观念”——论新月派的文化观

新月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亦有承继,对于西方文化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他们在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不足的同时,提出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各种文化之优长,其文化观展现了他们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努力,不能简单概之以"全盘西化"。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新月派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在理智认识与情感依归之间的纠结,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新浪漫剧、"五四"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

新浪漫剧就是现代派戏剧.本文认为,我国现代派戏剧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两次短暂热潮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文化现代化其实质是"全人格的觉醒"或人的本质精神的解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中,先后经历过两次思想启蒙运动,而现代派戏剧的两次热潮刚好与其相对应.由此可见,现代派戏剧的命运不仅与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命运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决定于整个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化过程的性质与特征.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新浪漫剧的兴衰中,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复杂历程.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