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如何从司法制度层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议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基本问题浅析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变革的热点问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刑事和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公民自诉权的行使没有冲突。它作为一种去刑化的犯罪案件解决方案与我们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构建相应的制度。不应从犯罪类型的角度来划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刑事和解过程中也应强调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协调，应建立当事人及其家属积极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制度。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境在于:第一,思想上未能正确认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价值;第二,缺乏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专门机构缺失,缺乏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改造特点和需要的刑罚手段;第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综合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设立刑事司法专门机构,改革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指导思想。     

涉税犯罪的刑事司法反思

由于税收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使涉税犯罪刑事司法制度具有自身特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涉税犯罪不可避免地呈现上升趋势,有关涉税犯罪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建立税务警察、税收司法机关等治理涉税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完善治理涉税犯罪案件的程序,对于遏制涉税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刑事和解正当性研究论纲

刑事和解作为正规司法模式的补充,具有个人本位的犯罪论、刑罚功能论和程序价值论的理论根据,在保护被害人权益、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刑罚轻缓化、减轻监所压力、避免重新犯罪和补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现行制度也为推行刑事和解提供了空间,司法实践也存在刑事和解的现实需要。关于刑事和解,目前的任务是如何规范和推广的问题。     

试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政治基础

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要想被现行制度接受并贯彻执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基础。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主要体现为刑事和解与我国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政治理念和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契合性。     

关于以契约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以国家公诉为主。但是，近年来人权保护和程序正当化思想的普及、被害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快速增长的犯罪率，使我国的国家公诉制度受到严峻考验。笔者设想将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这两种刑事协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由国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和被害人共同参加的完整的刑事协商，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以期通过这两项制度的结合来克服他们分别的问题，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全面和解。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研究

由于未成年犯特殊的神经质与精神质特点,我们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保护的原则.而恢复性司法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存在共同的契合点,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将能更好地实现其终极目标.     

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路径选择

近年,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虽然具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折期社会矛盾凸显,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新特点,而与之相配套的少年司法建设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制度建设上都略显滞后。显然,少年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其发展程度也是司法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鉴于此,通过分析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发展现状,提出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中国实践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反思与超越,实现了司法目的从惩罚到保护的回归。我国也开始进行恢复性司法本土化尝试,基层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试行恢复性司法还需注意观念更新、具体适用制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以期更广泛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经济分配的正义原则与道义精神

在经济分配问题上 ,仅仅坚持现有的正义原则是不够的 ,市场经济的一般正义原则必须得到道义精神的补充 ,在经济生活中 ,基于道义的分配是现实存在的。在实际操作上 ,道义精神的发扬以一般正义原则的有效贯彻为条件 ,并且可以纳入到一般正义体系中得到落实 ;正义原则的完善以社会道义要求的提出为动力 ,它的被执行也离不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道义精神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权利正义

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为判断行政法权利正义和构建行政法权利正义制度提供了标准、原则和理论支持。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权利正义以法哲学的方式，通过探讨行政法权利正义的特点、原则与建构，提高对行政法权利制度的认知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法权利正义。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少年暂缓起诉

少年司法中的暂缓起诉具有恢复性司法的诸个要素,在理念与实践特征上都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可以说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方案。当代中国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少年暂缓起诉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实践经验。由于少年暂缓起诉具有修复社会关系,保护、教育和挽救罪错少年,以及有效进行审前分流的功能,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使其制度化,形成一种恢复性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     

论政府制度正义

政府制度有其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正义"。政府制度正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政府制度的正义性,强调政府制度本身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具有正义的根据;二是指政府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强调政府正义的理念与要求应当具体化为政府制度。政府制度正义,需要具有正义感的每个公务员来共同维持,因此,实现政府制度正义离不开公务员个人正义。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的融合:少年司法研究30年

中国少年司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少年法庭时代与后少年法庭时代两个时期,但总的来看,其兴起主要开始于1978年以来的30年.少年司法研究已经成为超越犯罪学领域的独立议题,并已经具备了引领刑事法学发展的潜力.30年来的少年司法研究还具有促成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融合的特点,这将为犯罪学提供走出应用功能缺失困境的路径.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入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他把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自己正义理论的主题,提出了用于制度的“两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对“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热切关注。同时,罗尔斯还深刻全面地阐述了“形式的正义”、“实质的正义”、“程序的正义”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于我们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