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农地纠纷中的乡村权力与权威——对一起农地纠纷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例的调查分析,认为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缺失是当下农地纠纷频发的基础性宏观体制根源.因此,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应该把出发点放在重构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断出现的农地纠纷,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

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历史形态,并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深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社会动因,有利于理解、归纳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特性.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重塑已成为新时期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不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实现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河南省淮阳县开展“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淮阳县在推进乡村廉政体系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权力清单化,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履职程序化,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监督科技化,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问责常态化,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的"微腐败",提高了乡村机构的办事效率,展示了科技反腐的前景,保持了乡村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赢得了民心。这些做法,对在新时期更好地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国家赔偿法》违宪条款质疑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的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制度,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宪法精神及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之规定却不乏违宪之处。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和尊严,实现宪政宗旨,充分而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国家赔偿法》的违宪条款应予以修订。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公共政策调整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和修正,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公共政策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对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创新,形成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协调为本质特征、以目标可持续性为基本要求的新的公共政策体系。     

实现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其实质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需要执法机关与监督部门以及广大民众共同努力方可实现。在时下的中国社会，“焦点访谈现象”表明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机关尚未形成良性互动，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只有实现新闻舆论监督法治化，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结合起来，以程序化为基础并完备新闻法体系，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我国宪政建设基本路径探析

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路径应当是:完善现行宪法,从政治宪法走向宪政宪法;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从宪法实施的制度缺位走向制度保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党领导下的宪政走向宪政体制下的党的领导;更新公民宪法观念,从权力本位观念走向权利本位观念。     

社会管理的意蕴演进

伴随着全球经济管理一体化,传统的社会管理在我国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性概念尚未能形成统一认识,因此社会管理的概念等基础性研究应成为社会管理研究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结合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探索社会管理规律,需要社会管理观念的更新,社会管理资源的整合,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的创新,适应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民富优先导向视野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关键是加快推进政府转型。具体而言,要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为目标,强化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责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已经成为国家管理农村行政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层组织.现行的乡镇政府职能与当前农村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对我国乡镇政府改革有启示意义.我们应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视角,确立转型期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     

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视角解读依法行政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作为特殊政治主体的政府,实现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必须做到:依利民之法行政,政府要带头守法,坚持行政行为的公正,坚持行政行为问责制。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价值定位

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内生的一种价值要求,是公众视野下衡量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行为和能力的重要指标。面对新时期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客观环境和时代要求,构筑政府与公众的新型信任关系,应首先从理论的高度明确和把握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价值定位,这是当代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实践前提和基本保证。     

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责任追究明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