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公田和假税——附说秦的“受田”和“租”“赋”

目前,学术界认为汉代的所谓国有土地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公田”,主要指皇帝私人占有的土地,包括山海池泽、苑囿园地、诸陵祭田,以及散在三辅和郡国各地的公田;另一部分为屯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①自周厉王“专利”以来,山海池泽等一类土地,一直沿袭归国王或皇帝私人占有。秦时由少府掌管,汉代同。这一类土地上的收入都“以给私养,自别为藏”②,归皇帝私人享用。诸陵祭田,由奉常掌管,显然也归皇帝私人占有,并为之服务。     

论儿童画的规则、过程与结果

一、“无规则之规则”之儿童画人们通常所认知的绘画规则总是经验性的，他们津津乐道的也总是以某种经验性技能的再现程度来断定其某一作品的优劣程度，所承认的也只是眼前的这张明确的正数显性的“画”的价值。这其实只是事情的一个层面。我们对“规则”一词的诠释不应以具有巨大世俗力量的“经验性”为唯一依据；也不一定非把它定格在具有经验性的某一层面不可，而应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存在”。它是以事物的“无始无终”性以及这“无站无终”性又无时无刻地不在实现着某种“规则”为本质特征的。美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凯瑟·库赫说：“………     

戊戌变法以前的文化逐步思潮

戊戌变法以前的文化逐步思潮李云泉由于地理的和文化的原因，古代中国人曾以“礼义之邦”、“天朝上国”自居，并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①。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化明显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并居世界领先地位，因而自视为文明中心，毕竟有其真实依据，而且天朝意识...     

揭开奢陇法迷离的面纱——校补《泐史》札记之四

奢陇法,在明朝汉文史料里的译名是刀弄或刀思弄。在西双版纳召片领(车里宣慰使)世系中,奢陇法和其侄刀双孟并列为十三世。《泐史》同类傣文史籍译本对奢陇法在世的记载,称得上是具备文经武纬之才,济世安民之志,颇为引人注目:称其在“天朝皇帝”前“大受荣宠,被称为‘把守天子金门之能者’,其职权比任何土司为大”;言其“执政时,地方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不论召勐、头人、官民等都达到安乐的境界”。     

朱元璋为何不敢出兵打日本

纵览中国历史,但凡一个大一统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即位之初就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结果,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泱泱天朝大国被小小岛国羞辱,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出兵,要征服日本.针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针锋相对,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表面上给了“天朝”面子,实际却暗藏“奉陪到底”的强硬.     

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

南朝宋、齐、陈三朝遵循礼书记载的“天子七庙”之制。但他们所建“七庙”,除包括在位皇帝的高祖父之祖、父以及高、曾、祖、父六世“亲庙”外,还包括上述三朝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修建的宗庙。笔者认为,宋、齐、陈之所以将女性宗庙列入皇帝“七庙”中,不过是因时适宜,为折衷古礼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的权宜性举措。     

图书馆情报学的发展和展望

早先,图书馆的许多实践都以一些不可改变的自明之理为依据,例如不顾用途的采购方针、过时的馆际互借业务、习以为常的编目以及依赖全体有关人员“投票”决定期刊订购工作等等……。我所发现的这些“圣牛”,将发展中的图书馆体制搅得紊乱一团。我早就下了决心要使这一切顺理成章。为了对付信息技术和处理图书馆的服务,有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陆象山并未否定客观世界及其物质存在和变化

陆象山以“心”为观察、探索宇宙的枢纽．承认客观世界及万事万物的物质变化，即“道”和“理”，顾之则吉，逆之则凶。客观的物质变化，加之不可，损之不可，改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会。     

简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在晚清历史上的地位

1905年末到1906年中,清政府派款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这一历史事件对清末的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本文谈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以清政府的名义派遣重臣出洋考察政治,是清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 清朝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天朝上国”,把外国当作“夷狄蛮貊”之邦,都应当向自己顶礼膜拜。他们对世界大势,昧于了解,也根本不愿向外     

书香班组和读书之星

辽阳县首山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期待着自己的班级能够成为“书香班级”，每个人也都希望自己能当选为“读书之星”。他们要展出自己的读书笔记，让其他人看到自己读了哪些课外书，读过之后有什么感悟……学校就是通过读书笔记，评选出“书香班级”和“读书之星”。     

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惩贪

重典治国,重法惩贪明太祖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可称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１３６８年明王朝初建,朱元璋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反复告诫臣僚们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１］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这段面谕手令,有的臣僚听从信守;有的臣僚却置若罔闻。无视圣命的臣僚们,在经济命脉上,不该“拔毛”的偏要拔毛,不该“摇根”的偏要摇根,贪赃枉法,不知自忌,祸国殃民,危害深重。对此,朱元璋极为愤懑,认为如果对“拔毛”者不惩,对“摇根”者不罚,岂不是“养稂…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时期,先进士人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束缚,从“天朝大国”、“华夷之辩”的心态中觉醒,眼光开始超越“天朝”的围墙,用近代世界的眼光来关注外部世界,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外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正是近代世界观念的觉醒。受传统世界观的影响所导致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的滞后,成为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金圣叹腰斩、评点《水浒》的探讨

金圣叹腰斩、评点《水浒》一事,迄今已经过去三个多世纪。三百多年来,社会制度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变了,可是金圣叹所招致的非难却历久而不变。封建时代的正统文人,骂他“启闾巷党援之羽,开山林啸聚之端”(清·龚炜:《巢林笔谈》),“其罪不可胜诛”(清·归庄:《归玄恭文续钞·附录·诛邪鬼》),谴责他煽动百姓造反;在新的时代,特别是“四人帮”评《水浒》期间,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理论家”,又说他“替皇帝     

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马克思与美国史家对近代中国的不同认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那时起,近代中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研究兴趣。对此,马克思和美国史学家都有不同的认识,那么,他们是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呢?马克思对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认识16—18世纪,世界正进行着翻天覆地的革命,而当世界发生极大变化的时候,大清乾隆皇帝还抱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陈腐观点,这种     

八旗驻防促进了汉满文化交流

1644年,清王朝打进山海关,虽然以战争占有中原土地和人民,但却无法取得多数汉族人民的信任与拥戴,相反,随着他们颁行圈地令、投充令,逃人法等一些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倒是加剧了汉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清统治者便把赖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武装力量——八旗官兵及其眷属逐渐分派到各省的军事要地驻防。八旗驻防早已有之,但携眷“永驻”还是“自世祖章皇帝入关之初、……即以内大臣何     

沙湖学术信息

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也说“民可使由之章”》一文（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理论版）根据《郭店楚墓竹简·遵德义》之“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对上句作出全新的解释。《遵德义》全文强调要用“礼、乐”等德去引导民众，因此，竹简此句标点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于是《泰伯》章“使由”句标点宜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则为：“孔子说：对于民众，应该用（礼乐之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不久，彭忠德又发表《完整理解〈遵…     

乾嘉督抚与清中叶的政治危机

乾嘉时期,皇帝大搞绝对专制。即使贵为地方最高长官的督抚,也毫无权力可言,他们畏惧懔懔、但杀戮、流徙又常常与之相伴。这不但破坏了儒家所倡导的“君臣同体”政治,而且,督抚避专擅之名,行苟且之政,造成了清中叶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