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与王:骆一禾、海子诗歌主体形象比较

骆一禾、海子心灵构造和诗歌境界的差异集中反映在他们诗中各自的主体形象中。"圣"代表了骆一禾诗歌的主体形象,它是骆一禾的诗歌抱负、人文关怀、人格理想的象征;"王"代表了海子的主体形象——海子的"王"与权力无关,他一心渴望成为的乃是"诗歌之王"。"圣"与"王"两个主体形象分别代表了两位诗人的心灵原型。     

回到"前现代"——海子诗歌的一个纬度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进程中,海子的创作是一种积极的诗歌探索和实验。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新的诗潮波涛汹涌之时,他却很快与主潮疏离,以不被理解的方式投入了气势恢宏的史诗创作,并通过对乡土世界的激情抒写,在诗歌中构建了一个唯美的农业乌托邦,以此来展开他对日益匮乏的现代生活的审美批判。这些看似重返＂前现代＂的方式,对于阐述海子其人其诗无疑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纬度。     

论海子诗歌的宗教精神

海子并非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超验的、宗教的世界中,远离尘世。海子的诗风深受梵高的画风影响,崇尚纯粹的艺术,用生命的代价换得艺术的纯真,把对生命形而上意义的期盼作为艺术旨趣的诉求。海子是一位用生命为诗歌殉葬的诗人,他的内心世界里有着浓烈的宗教情怀,虽然,他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宗教徒。海子的宗教情怀在他的诗歌中有着尽情的体现。在生死观问题上,海子迷恋上了藏传佛教有关人的生死轮回学说。诗人凭着满腔的宗教精神去企盼着拯救人类精神的祈望,这是一种对人类精神宗教式的终极关怀。     

诗歌与生命同体——试论海子之死

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死亡"是海子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海子在诗歌中讲述死亡,就像讲述一切语不惊人的故事;海子甚至在诗歌中表现出他对死亡意识的迷恋,表现出一切带有浪漫主义冲动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海子就是这么一个残酷的诗人,我们总能在他的诗歌中寻找到他生命的轨迹。海子的诗歌与他的生命同体。     

浪漫主义与史诗梦想

海子是中国当代诗人的一个特例，海子骨子里的精神是古典的、浪漫的，海子的诗歌技巧、语言是现代的，海子的行动是后现代的，海子是20世纪末中国的西西弗。海子是新生代里几乎唯一一个不和谐音，他以近乎顽冥不化的姿态监守着诗歌拯救世界、启迪人生的神圣使命。海子的浪漫主义冲动使他梦想着创作属于我们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和时代的真正的史诗。海子力求在“主体贫乏的时代”构建一部当代精神史，试图以“史诗”的话语方式为当代历史进程勾勒出一种宽阔的秩序，在世纪末重建一种文明和价值体系。     

"政治中国"与"乡土中国"的谛视观照--关于李锐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李锐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立足本土,面向历史,深刻地书写了他所体察到的中国人处境中传统的失落与现代的悖谬的"双向煎熬",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和文学现象.     

精神乌托邦的致命危机——海子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精神的重建

海子已经成为境遇最为独特的中国当代诗人。他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影响巨大,但该诗的内在精神陷于分裂。这种分裂与海子对精神乌托邦的迷恋有关,也与现代性思维方式有关。中国当代诗歌必须超越精神乌托邦的致命危机,也要超越沉溺凡尘俗世的诱惑,要重建在凡俗世界而不属于凡俗世界的诗歌精神。     

乱世童话的哗变与危机——顾城诗歌语言论

顾城诗歌构建的"童话世界",实质上是一种"乱世童话".而这一特征只有从语言策略的角度考察才能明辨其独特性和基础性,以及作为时代症候的见证与隐喻意义."乱世童话"的产生与危机,是经验与诗歌互动、摩擦的结果,更昭示着诗歌语言作为诗人面对个人与历史的基本方式的迫切性与根本性.从语言本体角度介入顾城"乱世童话"的哗变与危机,为重新认识顾城诗歌的美学策略和反思当下新诗的语言处境及美学危机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顾城诗歌中的"富士康"意象

"富士康"事件与顾城诗歌意象之间的联系,不是诗歌预见了富士康,也不是富士康与诗歌偶合,而是文明压抑使二者有着必然的相似.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对人的压抑为代价的.而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无法从外在事物去体会这共同的压抑,我们是否会成为顾城诗歌的下一个表现意象呢?     

从存在主义看"海子之死"

在对人性的的理解上,弗洛依德认为人并非自我同一、自我觉知、自我控制的,而是分裂的、非自觉、非自为的存在.人不仅不是世界的主人,而且也不是自己的主人.海子所受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和对自身、人类和宇宙的思考,对诗歌使命的追问,对终极价值的探寻结合在一起,熔铸成海子远大的诗歌理想.海子诗歌内涵所折射出来的诗歌为后工业文明社会里不断被物质化、欲望化的粗糙灵魂注入了细腻的精神反思.     

从迷恋到迷失——顾城及其营造的童话世界

顾城是当代诗坛颇有争议的一位诗人,其诗歌创作体现出天真的童话理想,他始终在构筑自己迷幻的童话王国。自然、生命与女性情结是顾城童心构建与固守童真的最重要的因素,他对童话理想的追寻最终也由迷恋走向迷失。     

浅析唐传奇梦幻手法在汤显祖“四梦”中的运用

梦作为人表达愿望和情感的方式和手段之一,自古以来,被作家们以各种方式借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临川四梦"也是如此,同样表达了汤显祖的艺术追求。他在借鉴唐传奇的梦幻手法时,能继承并创新,将那些与自身情感相关的事物入梦,在梦中演绎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使得艺术创作与梦紧紧地连在一起。     

对真实的担当与重建汉语诗歌精神--于坚诗歌理论两题

于坚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在长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借对乌鸦的重新"命名"这一诗学事件,呈现了诗人的两难境遇对"真实"的追寻与面对"真实"的诗学压力,表现出了要承担"真实"的诗学勇气和诗学自觉.在随笔集<棕皮手记>涉及诗学的篇章中,于坚把这种担当具体为重建汉语诗歌精神的追求.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探寻生命与宗教精神融通的至境——论无名氏的小说

无名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了宗教哲学的溶解和整合的文化态势,尤其是代表作《无名书初稿》,通过印蒂一生之追求,探寻生命与宗教精神融通的至境。但由于先行理念和认识论的局限,无名氏所建构的在儒文化调和下的"释耶相融"文化理想发生了偏离,实质上只导向道家或道教文化的东方古典哲学精神。无名氏的小说创作虽然对宗教文化及其教义有着某种程度的曲解,但其艺术独创性终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     

"糟粕"概念在张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兼论张载的"理一分殊"是负的"理一分殊"

张载的“道”指的是气化,这与二程的理相差很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思想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其负的理一分殊的体用论。张载认为,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负的理一分殊);在张载看来,一旦走出“形不形”之关节点,所形成的“天地法象”“万物形色”,都只不过是神之糟粕而已。张载进一步认为,虽然万物形色为糟粕,但它实是太虚本体的藏身之地;只要在糟粕上点睛以太虚本体,则糟粕即转化为精华。     

从尼采的“生命哲学”看裘德的成长轨迹

《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裘德身上的"权力意志"推动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克服艰难困苦。潜在的"酒神精神"助他挣开束缚身心发展的枷锁,追求自由的婚姻。他的生命短暂却丰盈。他执着的求知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超越了时代50年,必将"永恒轮回"。从尼采的"生命哲学"出发,运用"权力意志","酒神精神"以及"永恒轮回"这三个哲学命题来探析裘德的成长轨迹,旨在探讨小说的"成长"主题及其普遍的哲学意味。     

2022 年 4 期目录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对于汇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梦想意义重大。剖析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特质与内在逻辑,是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的关键所在。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品格的集中表达,它包含了“崇高追求”“务实作风”“实践担当”“政治立场”四个方面的精神特质,其中“崇高追求”是灵魂、“务实作风”是主线、“实践担当”是禀赋、“政治立场”是底色。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精神特质之间相互依存、彼此支撑,形成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崇高追求”通过“务实作风”和“实践担当”加以落实,并以“政治立场”作为保障;“务实作风”离不开“崇高追求”的统摄引领,也需要“实践担当”和“政治立场”来体现;“实践担当”以“崇高追求”为精神导向,更依靠“务实作风”和“政治立场”作支撑;“政治立场”是坚持“崇高追求”的内在要求,更需要“务实作风”和“实践担当”在现实中加以体现。     

精神的追寻与文学的表达--以《看麦娘》《寻找妻子古菜花》为例看当前文学的形而上探索

当前中国文学大多处于形而下层面,缺少思想深度,鲜有精神提升.池莉的<看麦娘>和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尝试表现人的生存困境,探讨人的存在本题,执著人的精神追寻,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品格.但作品对存在的探究尚欠深邃,作家未能很好地处理精神追求与文学表达的关系.这些也是试图开拓文学形而上层面的当前文学面临的一大难题.     

体验的诗学:论顾城诗歌中的“自我”观念

个体体验属于个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经历,不同的体验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认知,也会带来不同的人生思考,而顾城自小而大的独特成长和经历则促使其不断地追寻自我。从幼时开始思索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渴望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而成长环境的变化以及时代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让顾城逐渐在生成文化自我的同时走向了一个反文化的自我,抗拒社会文化对自己思维的统治,在反叛中执着地追寻着自我。出国后的异域体验,让他在多元文化的映照下重新进行自我的定位,在东西方文化中重新审视自我,体味生死,追寻终极的自我,最终形成自我的消解。顾城自我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是时代与社会变动中独异的文化样本与标志,也是一个个体努力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