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如何为后人类时代的道德辩护——以“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伦理为例进行的讨论

人类基因干预技术所展现的生命伦理境域,激起了后人类时代的道德论辩或道德辩护。它既是技术革命,同时也是引发人们伦理观变革的哲学革命。哲学形而上学对第一因的本体预设,在现代技术的强求和座架之统治中得到了实现,它同时表征第一因的消解及其精神魅力的丧失。基因干预技术是这种精神祛魅的集中体现,它表明现代技术的随缘构境所展现的世界区分与伦理境域必然关涉到世俗人类因素,并引发生命伦理学论域中的诸种道德合理性辩护。生命伦理学介入后人类时代的道德合理性论辩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干预中守护人的自由生命本质。     

破除形而上学的"怪影"--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我们是在"时代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双重挤压之下,进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这一论题的."形而上学成为怪影"是我们时代马克思哲学遭遇的时代问题.与之相关,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也绝非某种幽灵式的"徘徊不定",或者某种异质化的"解构游戏";而是坚定不移地破除各种形而上学的怪影,以彰显人存在和他的世界的现实关系.这是一个不断破除种种形而上学怪影的理论问题.惟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道德经》的生命伦理精神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同时也面对着后现代的道德境遇:传统道德基础的崩坍、道德权威的消解与生命伦理的学理匮乏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重新构建。尽管恩格尔哈特曾断言:一般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无法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道德,但是他仍主张寻求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道德结构。本文的生命伦理精神即作为这样一种道德结构的尝试,旨在为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构建提供可能性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胚基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因其对生命之"道"的终极关照与对生命自由的无极追求而成为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始源之一,与生命伦理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安身立命。本文基于生命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沿循生命之源、社会生命之治与个体生命之养的生命理路探析《道德经》中饱含的生命伦理精神。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敬畏生命：生命伦理学的价值之维

生命科技的发展使生命的原貌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生命对于人的秘密越来越少，然而随着生命的神圣性逐渐被“解蔽”，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感也在逐渐淡化，作为对这一事实的回应，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基于当前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难题，鉴于阿尔贝特·史怀泽①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笔者认为“敬畏生命”是生命伦理学的价值之维。敬畏生命应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思想：敬畏生命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命；敬畏生命肯定了道德责任的无限性；敬畏生命肯定了生命的平等；敬畏生命对学者也提出了把生命的一部分奉献出来的要求。     

"三生教育"的生命伦理观

"三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命教育,"三生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生命的根本宗旨具有内在一致性.生命伦理学是"三生教育"重要理论基础,"三生教育"依据生命伦理学理论,构建起具有特色的生命伦理观,这可以从生命道德、生命责任、生命价值、生命正义这四个原则中展现出来.     

"伦理就是道德"质疑——关涉伦理学对象的一个学理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是依照"伦理就是道德"的认知范式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的,这实则是一种误解.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的基本概念.伦理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两者之间,伦理是本,道德是末,伦理是体,道德是用,道德因建构和维护一定的伦理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形式,因此"伦理就是道德"的流行看法是不正确的.伦理学应当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社会道德建设和人的道德修身都应当以构建与当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关系为宗旨和目标.     

"存在的形而上学"或"存在之思"?--简评邓晓芒《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

本文通过对邓文赖以指认海德格尔"复兴"形而上学的三条理据的讨论,指出这一指认难以成立,其本身陷入了表象性思维,对海氏的存在之思作了形而上学的裁剪;其实,着眼于存在论差异的存在之思保持着思的可能性,与所谓"存在的形而上学"形同冰炭;邓文似是而非的指认只能证明存在之思随时有被肢解的可能.     

生命伦理学何以可能

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门新兴应用学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兴起是必然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共同导致了诸多生命伦理的难题。作者旨在通过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追述,揭示生命伦理学产生的事实的基础,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生命伦理学的难题及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深刻的危机。     

论马克思生存论视域下的生命观变革

文章认为马克思有着丰富的生命观思想,并且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人之生命的前定本质的知性解读,既找到了揭开人之生命之谜的钥匙——实践这个人之生命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又实现了生命观的哲学维度变革,即由本体论维度转向生存论维度,还促进了理解生命之谜的思维方式变革,即由实体性思维方式上升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我们如何追问哲学?

我们今天如何追问哲学?这问题再一次使我们面对古希腊人为"哲学"所作的命名.古希腊"爱智慧"经历的断裂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基调,它以分裂人的生命为代价、以人与存在的对立为框架走上了一条知识论的道路.由"爱智慧"确立起来的传统哲学,是一条哲学之路,它塑造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三大梦想(存在论梦想、知识论梦想和逻辑学梦想).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正是建筑在这类爱智梦想基础上.     

由对立走向“男女间性”的性别正义——女性主义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型

女性主义对传统"政治-伦理"结构之文化建制的批判必然走向基于平等的性别正义诉求。无论是"性别中立"式、"女性中心"式的策略,还是"差异-解构"式的策略都未能摆脱西方二分式思维之限域,陷入正义两难。而以两性和谐共生为其指向的男女间性范式的推出,不仅为哈贝马斯倡导的主体间性理论增添两性对话的生命维度,而且有利于开启一种以平等为底线,尊重差异基础上的两性价值共显与共同创造的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伦理结构。而中国古代的阴阳生命之学因蕴含了这种思维的丰富内容,体现了人类对西方式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早期批判,成为女性主义可资借鉴的极具启示性的思想资源,这也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转化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问题和挑战

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方面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对问题症候进行分析表明:寻求"语境突围",达成"基本共识",应对"中国现代性",是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语境突围"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是实现"语境突围"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运用伦理分层方法,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通过界定大小语境,求解共识难题;通过确立程序伦理优先于实质伦理的分层原则,求解现代性难题。     

中国医改实践的生命伦理学困境与中国结构主义伦理学视角

本文从中国道德哲学的高度,从哲学和道德社会史、中国社会史和医学社会史等视角,在全面系统回顾西方国家伦理学史和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生命伦理学典范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宏观社会处境下,历史分析中国道德哲学和儒释道生命伦理学的思想传统与面临的挑战,重点是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生命伦理学实践,首次明确系统提出中国特色"结构主义伦理学和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理论视角和伦理流派,并阐述结构主义伦理学与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体系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范围内容、基本特点和结构性成因,尤其是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涵义。同时简要讨论中国现阶段"以群体和行业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文化。最后,文章依据结构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权利与善之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综述

公共健康领域的所有伦理问题都是围绕着"权利与善"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的.目前国内对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权利与善"这一主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国外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悄然兴起.随着研究的深入,"权利与善"的关系逐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虽然目前尚无学者明确提出将"权利与善"作为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主题,但从目前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权利与善"之紧张关系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协调二者紧张关系之迫切性.此外,传统的生命伦理学在遭遇公共健康时,由于其理论框架是建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过于偏重个人权利,这势必造成对公共健康这一共同善的忽视.     

论庄子的死亡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死和生是传统中国社会里两大忌谈之讳,然而真诚面对自己生命的人就必须对"死"有所思考。死亡问题不单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你、我自己的问题。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曾经不受重视而事关生命根本的问题,诸如自杀、安乐死、死刑、战争等等已经成为现代人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作为生命伦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死亡伦理旨在探求生命死亡的本质和意义,以期建构起一套规范、指引人生正确面对死亡的道德体系。庄子对死亡有过深刻的领悟,也有着丰富的死亡伦理思想。但不同于现代死亡伦理学之拘囿于生物学、医学的精确测量,而停留于…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中正思维"与屈原对生命与道德统一关系的绝对化

“中正”是屈原建构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指导思想。名为“中正”,意味着其政治思想合乎政治规律,同时,也体现了屈原追求唯一合理性的思想方法。这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使屈原把自己的生命与其所认定的道德价值绝对同一。这种道德与生命的绝对同一就是屈原的人格精神在根本上异于儒家而“过于中庸”之处,也是他在道德责任被剥夺后走向自杀的最根本的内在逻辑力量。     

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应用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之异同

针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杨通进主要论述了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异同.他提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传统的伦理学原理和原则的简单应用,它虽然要借助道德哲学和描述伦理学的相关成果与研究方法,但它不能代替道德哲学和职业伦理学,而只能是一种新伦理学.韩立新则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本质与价值倾向的比较,指出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应用伦理学本质的局限性,认为这样概括将不可避免地把环境伦理学排除出去,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挑战的是自由主义.肖巍则探讨了目前处于学术前沿的流行病问题,她从伦理道德角度考察了流行病的产生与持续、预防与消除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对全社会在面临流行病危机时所应采取的人伦关系以及基本原则进行了道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