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信任模式的影响及所致信任风险的防范

区块链技术作为技术信任的标杆,以其特有的去中心化运作模式赋予技术信任以“强信任感”,使得技术信任超过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但区块链技术在增强高新技术社会信任感、简化人际信任过程、降低人际信任成本的同时,也会由于自身缺陷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风险。技术信任在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信任模式的同时,也会对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信任风险。对此,要加强技术攻关、建立技术标准,重视伦理风险、明确技术道德,构建监管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从这三个层面防范信任风险。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当今我国信任危机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解析

当今我国信任危机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源于社会的转型变革,加深于社会转型变革导致的人的存在危机和信任制度体制的缺失,而消除的惟一途径只能是积极地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信任保证制度体制,以强化人们对制度性承诺的信任理念意识。     

互联网族群文化:兴起、认同与延展

互联网族群文化作为一种亚网络文化现象,对人类生存空间产生了一定辐射和影响。这种文化现象是研究网络文化的一个全新视域,具有不容小觑的现实文化价值。互联网族群化现象的兴起与涌现,反映了社会发展中人的现代性的多元化。在互联网空间内的各类互联网族群,其行为不单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场域,互联网族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场景给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选择,它是比社会空间更加合乎心意的交往空间。在这种交往空间中,虚拟生存投射和延伸了现实生存。通过网上与网下的联动,充实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实现虚拟与现实的"和谐互动",进而实现良性循环的"虚实共生"。     

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因素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2007年6月12日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体制和制度的变迁、群体和组织的解体和重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包括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公众对他人的信任)遇到很大的挑战.譬如,由于现在人们的职业岗位在很多情形下是流动性、临时性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大大降低,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忠诚和承诺的效力受到了削弱.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推进中,我们的决策、政策、管理和治理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失误,也会对以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产生某种动摇.     

公共精神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迫切需要重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个体合作,产生共享价值,滋生信任观念。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参与网络和在公民参与网络中培育的公共精神也是城市社区存在的必要条件。     

政府信用与民众信任

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普遍的信任（ｔｒｕｓｔ）危机。更有学者指出 ,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张维迎 ,２００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着失信行为。加入世贸组织 ,跨入信用社会 ,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市场游戏规则 ,在这套游戏规则中 ,政府的信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古老的话题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就是“信” ,其中的“信”除信任外 ,更多时候指的是信用。信任与信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 ,但两者又相辅相成 ,前者侧重于个…     

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随着信息密集度技术在产业结构的演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网络作为数目有限的企业所形成的一种与专业化有关的柔性组织 ,它通过网络内成员间的长期协作以及惩罚机制形成信任 ,从而可以分散专业化的风险。因此 ,网络是一种通过协作使创新分散化的装置 ,网络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可以产生信任的合作装置 ,也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资本理论认为 ,个人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规范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个人可以利用周围的社会关系实现其目标。作为研究企业和组织理论的新的分析框架的网络经济学及其网络所蕴涵的社会资本分析范式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学视角下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互信

对信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领域.信任理论自中国古代以来就有论述,但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则是冷战后的时代议题.本文以社会学的视角应用信任理论分析国际关系的现实,以信任理论的概念为起点,分析国际关系中信任的作用,以国际关系中信任理论的构成要素为核心,建立信任理论的基本框架,结合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分析其制约因素——互信问题.     

公共精神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当前的城市社区建设迫切需要重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个体合作,产生共享价值,滋生信任观念。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参与网络和在公民参与网络中培育的公共精神也是城市社区存在的必要条件。     

制度信任与中国企业成长的信任伦理难题

制度信任是以社会中制度之制约为基础的信任。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企业对环境中信任资源的依赖与融合存在着两种选择:一是向自然情感、血缘、性情、个人声誉和各种属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私人信任靠拢;二是向社会理性建构的并经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制度信任靠拢。中国企业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受制于外源性制度信任供给不足的影响很大,存在着两大伦理难题:非正式的制度信任遭遇被瓦解的危机,而正式的制度信任尚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企业在后单位制时代面临一系列的内部整合与外部适应过程,其中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信任论题是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的互信合作。     

网络互动中人际信任概念辨析

因特网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等特征,使网络人际信任的内涵有别于现实社会。网络人际信任是交往双方对对方能够完成自己所托付之事的一种概括化期望,是心理预期和行为策略的统一。风险小、潜在威胁小是网络人际信任的基础;情感风险是网络人际信任的主要内容;文本符号是网络人际信任关系的中介。     

《离骚》艺术辯证法三题

善恶美丑对立统一《离骚》的显著特点,是政治抒情诗。它以浪漫主义方式,自述了抒情主人公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为之奋斗过程和失败的结局。诗人的理想是做为楚国现实政治对立物提出来的。它是产生于现实,又是理想化了的。说它理想化,是指它带有浓厚的超现实的理想色彩;说它产生于现实,是指它主要是战国中期社会大变革中楚国新旧两种对抗社会力量激烈斗争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社会矛盾的产物。     

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

本文基于“市场”与“国家再分配”两种不同制度环境的讨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处理潜在的选择性误差，考察了不同部门中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结果显示，相比私有部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呈现了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治参与水平和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于工作部门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个体不仅在态度上对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更高的认定，而且也能积极参与居委会社区的选举。这些特征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一般信任水平。此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上所持有的较低的相对剥夺感也有助于其建立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国家崛起与信任状态:一项研究议程

一般认为,国家崛起与外部信任构建过程并不具有兼容性,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一定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猜忌和疑虑。国际关系的信任理论则认为,这种疑虑关系属于一种工具信任形态,并未排除基本信任成分。按照信任关系发展的基本层度,在工具信任、情感信任之间可以建立"关系信任"的状态,本文尝试从关系本位出发,构建关于崛起与信任之间的关系理解框架,探究二者同向展开的可能性。最近20年中美信任关系的演进过程已证实:安全崛起的良善前景,关键在于持存关系信任,重视共在策略,增续情感成分,调整相互预期,避免长期滞留于低信任层度。     

社会资本培育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形态之一具有生产性和增值性,而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是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产生的心理基础则是个体对其他社会成员道德行为或善行的预期,道德品行、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本文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从理论上探讨社会资本与道德品行之间的关系,然后将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联系起来,说明以道德品行和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具有生产力;最后从个体、企业和政府等不同层次的主体入手,探讨社会资本的培育如何从微观领域扩展到宏观领域。     

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

随着信任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信任的含义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越来越复杂。如果回到常理及其文化中来讨论信任,它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可分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和有约束机制的信任,并在文化意义上导致信任地带的位移。在中国文化中,信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发生可疑时而形成的中间地带,可细分为放心关系和信任关系及无信任关系。其划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对人性及其社会依赖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偏向或制度性偏向。由此,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以这种框架来重新处理以往有关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的争议和困惑,很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

吉登斯综合运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现代性条件下信任的起源、本质、类型、机制及功能,建构了较为系统的信任理论,认为信任最初源于人类个体的"本体性安全"需求,是对他人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它在新式的社会团结的建立、社会秩序的扩展方面起着本源性、基础性的作用.吉登斯的信任理论为当今西方信任社会理论和信任社会学的研究、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深刻的社会转型、建构当代中国的信任社会理论、信任社会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