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风险指标构建与群体性事件预警论析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城乡结合部在发展与治理过程中隐藏着制度性风险、利益矛盾冲突、政府失灵及公共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本文在对城乡结合部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划分了风险领域,设置出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并进一步按照社会风险发生过程构建出了具体的警源指标、警兆指标、警情指标,提出了社会风险计算方法、划分了风险等级,尝试性地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我们在完善预警机制、预警过程的基础上,构建了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动态预警模型.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风险社会根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多的公共危机事件使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章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纵向的三重意义的审视,即从"风险社会"概念分析出发,分别探讨了存在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发生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和发展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也是和谐社会取代风险社会的过程.     

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及其应对

重大建设项目面临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两类风险.目前我国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着公众参与环节的薄弱环节,由此衍生成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酿成群体性事件,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建立重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演化的防火墙是实现源头治理的关键.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宁波镇海的群体性事件为案例,分析了我国目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强化公民实质性参与为突破口,深化重大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而阻止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的演化.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污名化:对突发事件后果的一种深度解析

在各类突发风险事件的后果中,污名化现象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受到污名的对象会产生正面形象的损害,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排斥和群体抗议等社会性后果.污名化的形成机制与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经历密切相关.对于此类风险后果的处置和管理,应当采取及时的风险沟通和更为开放的参与式风险治理模式.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危机管理机制

现代社会的突发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事件越来越多,风险时刻在拷问着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风险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风险的社会机制.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当前我国应对社会风险的危机管理机制还存在许多困境,需要在各个方面不断加以完善.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转型期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经济转机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腐败、失业、贫富差距、公共安全、人口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心理状况等社会风险的威胁与挑战。为了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加强对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快社会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的建设,转换公民角色,建立起科学的"风险"意识和健康的社会心理。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问题、回应与完善

我国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经过十年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着领导机制不健全,评估主体单一,评估内容不完整,风险等级确定方法不科学,评估结论不公开,以及缺乏系统性的风险防范措施等问题.学界围绕稳评指标体系、风险估算定级方法、第三方评估和公众参与机制等问题开展了富有洞见的研究工作.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结构化风险识别与风险链识别相结合的方式完善社会稳定风险的辨识机制,以定量分析的风险链客观风险估算与定性分析的主观建构风险水平相结合的方法完善风险等级的研判机制,以阻断风险链为核心完善风险的防范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

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到波及全球的SARS病毒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从建立“风险社会”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出发 ,探讨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边界条件、“风险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以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试图尝试建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无疑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背景理论支持     

转型加速期中国的环境风险及其社会应对

转型加速期,传统、现代、后现代各种错综复杂影响因素的交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使中国正在跨入一个复合型环境风险频发的环境高风险时代,突出表现在历时态环境风险共时性存在、结构性环境风险过程化表现、累积性环境风险突然性爆发,以及并发性环境风险高频度涌现.立足中国环境风险社会来临的基本国情,加快树立和实施“复合型”环境治理的理念与战略,构建环境风险的全过程防控机制,完善环境风险治理的制度体系,以不断提升“复合型”环境治理的能力与效率,是有效应对中国环境风险的关键策略和对策选择.     

建立与完善应对非常事件的社会安全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加速,"风险社会"提前到来.如何应对非常事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建立、完善起应对非常事件的社会安全机制.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括了多方面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的稳定作用.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目前影响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出现见底迹象,未来有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这场危机引起了我国出口型企业、外向型经济、财政收入、劳动就业等经济领域的波动,现阶段经济社会走势处于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泛化阶段.本文提出,在经济波动背景下应重点防范与控制体现在劳动就业、劳资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社会债务、要素分配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社会风险.     

全球化视域中的风险治理

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它在促进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风险.风险的产生既是现代性的后果,也是传统发展观的产物,还是网络全球化的伴随现象.全球化时代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全球风险意识,采取多元主体治理风险,建立全球风险管理机制,拓宽风险治理范围,力争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发展.     

公共政策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与演变——一个政策过程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是转型社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探讨了在社会问题向政策问题转化、政策议程建立、政策功能整合、群体决策、公共政策的风险性与可逆性、打开重大政策过程的封闭回路、决策失误问责机制的激发迟滞等过程中存在社会稳定风险.对此,我们必须要有系统、全面、战略性的思维,高度重视公共决策过程,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弥合公众的心理落差,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     

风险社会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当代我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各种人为和自然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独具普遍性、突发性、人化性及高危性特质的风险时刻在拷问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为此,政府应通过健全公共危机预防预警机制;完善信息管理机制;健全危机管理体系;完善危机管理主体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