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人性的完美展示——浅析萧平"文革"题材小说

著名作家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独具特色,完美地展示了那一特殊时期的人性的残缺。这种完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真实感受的抒写,将扭曲的人性艺术地、淋漓尽致地呈示出来,在残缺中绽放了美丽;二是用“爱”来疗救、弥补残缺的人性,最终使人性走向完美。作品在反思批判历史、揭露残缺人性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美与爱的存在,这也是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的最大魅力所在。     

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思想资源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无论是其身份建构、题材拓展,还是叙事策略、文化视野,都体现了她对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整合、融会:以精神分析心理学为灯来探测人的隐秘心理、以移民视角为坐标来观照文化差异、吸取普伊格的同性情谊和奥涅尔的地母形象来拓展人性体验的维度,而中国传统的"性善论"思想则是其不变的内核,正是这种对多种文化思想资源的吸纳,才使其作品呈现出和同时代的大陆本土文学迥然不同的风貌、神韵.对严歌苓新移民小说思想资源的具体梳理,既有助于我们探寻其创作演变轨迹的内在理路,又能使大陆作家从中获得某些启发.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暴力狂欢下的成长记忆——论叶兆言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

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是一篇非常典型的以“文革”为背景的成长小说,作品叙述了戏剧学校大院里的孩子木木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小说巧妙地采用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表现了人性启蒙的叙事主题,在叙事语言上呈现出暴力狂欢的美学特点。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4期(第20卷总第66期)内容导读

<正>●自1980年以来,"文革"叙述以及对这种叙述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一方面,"文革"书写日渐陷入了模式化怪圈;另一方面,研究界却又为这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所迷惑,未能及时指出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李玉杰同学在《"独一份的表达"——论严歌苓小说"文革"书写的独特性》中以海外"新移民作家"严歌苓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其"文革"叙事中属于"这一个"的种种特质,诸如与意识形态的疏离、艺术性的创造、解剖自我的勇气,等等。该     

创伤记忆与成长叙事——论当代女作家的“文革”题材小说

"文革"视阈下的成长叙事是经由诸多当代女作家不断开掘的文学主题。在王安忆、铁凝、严歌苓、虹影等女作家的创作中,成长叙事呈现出不同层面的形态,无论是女作家对成长的追寻与反思、对苦难成长的追溯,还是对成长中人性扭曲的揭示,都融入了她们"创伤性"的个人成长记忆,共同构成了成长叙事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内涵。正是由于当代女作家们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文革"背景下的成长叙事才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璀璨的色调。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对＂文革＂有着持续集中的关注。在她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成人世界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被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投射到孩子身上时,也留下了扭曲变形的投影。不过,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所及并不是纯然的丑恶,她又总是努力去寻找人情的温暖和善良的怀抱,让读者在感受黑暗与残酷时有一些温暖的慰藉。由于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感＂,加上移民生活给予她的视角和思考的拓展与深化,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有意减少了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的揭露,而把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文革记忆与后现代叙事——毕飞宇论

毕飞宇的文革记忆深刻影响了他对世界、人生的体验,从而影响了他的小说题材、主题和叙述方式,使之呈现出后现代小说的特征和“气质”。毕飞宇一直热衷于创作文革题材与准文革题材小说。一方面,对权力的体认和解构成为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常常运用“戏仿”修辞和“反讽”的叙事方式。     

金陵罹难的艺术观照与人性反思——赛珍珠《龙子》与严歌苓《金陵十三钗》比较研究

《龙子》和《金陵十三钗》分别是赛珍珠和严歌苓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两部作品有着共同的题材来源,都以揭露日军"性暴力"为主体内容,都表现在战争这个特殊背景下人心之"变"的主旨。在叙事方式上,《龙子》运用宏大叙事模式,以史诗般的规模展现了战前战后中国社会和人性的巨大变化,在试图对沦陷的人性进行拯救时,情节安排出现脱节。《金陵十三钗》采用微观叙事模式和多种叙事视角,逐层透视人物心理变化,内在张力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论严歌苓与张翎小说的历史与人性书写

严歌苓的小说经常在一段特定的、非常态的历史时空中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张翎的小说没有特定的历史时空,也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感受、一种陪衬人物的时隐时现的背景.在表现人性时,严歌苓常将弱势与强势这一二元对立的关系置于同一时空中,把强势对弱势的侵略、挤压、控制和弱势对强势的反抗、退让、屈从等等非正常关系中人性的扭曲、变异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翎的小说却不存在弱势与强势的尖锐对立,她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常见的人情世态和普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情理.严歌苓与张翎也分别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严歌苓的语言干净、利落、灵动、跳跃,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敏感,充满感性的色彩;张翎的文字平淡柔和、清新典雅、细腻温馨,具有一种古典神韵.     

论纳博科夫对严歌苓畸恋小说创作的影响

严歌苓留美后创作出一系列“洛丽塔”式的畸恋小说,这些小说在建构乱伦与恋童相结合的故事模式、重塑老男人与小仙女类型人物形象、反讽精神分析学派学说、借鉴“talk out”疗法式的叙事方式以及细节描写上的重情感抒发而轻欲望书写都受到了纳博科夫《洛丽塔》的影响。外国作家的影响一方面造就了严歌苓创作的特殊气韵,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严歌苓小说的包容性。     

试论后现代小说的“迷宫”特质——以《小径分岔的花园》和《哈扎尔辞典》为例

作为后现代的经典作家,博尔赫斯和帕维奇在其代表作《小径分岔的花园》和《哈扎尔辞典》中分别向读者阐释了后现代小说的“迷宫”特质,具体地运用为结构上的“叙事的迷宫”和内容上的“迷宫的叙事”.热衷于小说形式技巧的创新以及赋予小说文本复杂的内涵主题,正体现了后现代小说家们以他们独有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类生命的关怀,从而使得后现代小说所呈现出的“迷宫”特质有了价值和意义.     

解读“伤痕小说”的人性主题

"伤痕小说"主要是指控诉"文革"罪恶,揭露"文革"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身心造成创痛的小说.在"文革"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我们从惯常的"伤痕文学"主题出发,透视"文革"中被政治主题所掩盖的人性主题.即"伤痕小说"体现出的"文革"中的人性主题,即病态畸形的人性和健康优美的人性."文革"时期,由于"社会生活变得残酷无情,人性的水平日益下降".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     

《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人性本真的书写,是决定历史小说境界的关键所在。思古源于抚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的“铁三角”权力关系(权力的源泉及其公权代表与私权代表)为叙事框架,演绎了一场转型期变法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文化烂熟期的复杂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谐而颇具张力的叙事风格、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以及典雅而充满诗性的叙事语言,使得该书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显得成熟稳健而又别具一格。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社会历史传奇的人性蠡测——论季宇的中短篇小说

季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以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社会历史生活为题材,将中国传统小说的传奇叙事与新历史主义叙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现代主义风格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传奇.季宇的小说善于运用心理分析,发掘探究曲折隐晦的社会历史传奇背后的人性动因,将宏大的历史进行了个体化的叙述.季宇的小说叙事冷静,既有极强的故事性,又有着人性的深度.     

把历史还给民间——评严歌苓小说《床畔》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她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关注,其新作《床畔》也不例外。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以往与历史"正面冲突"的写作策略,她仅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文化注脚隐藏于故事背后,历史得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滑脱出来。而伴随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后退,个体的生命景象却得到了彰显。论文分析了作家历史取材和审美倾向的转变,认为严歌苓更加注重与民间话语的平等对话,有意加重了历史小说的民间意味。但与此同时,其创作也表现出用日常化、简单化的历史取代历史复杂性的缺憾。     

2005年中国小说创作揽胜

2005年中国小说创作取得了丰硕成绩和长足进步。笔者从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审工作的学者的角度,以评审的学术化标准,对部分名列前茅的上榜优秀长、中、短篇小说,从“历史内涵、人性深度、艺术水准”三个方面进行了逐一的点评与解读,分析了这些创作在阐释历史、开掘人性和选择叙述方法、安排叙事策略等方面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从而勾勒出2005年度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与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