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咏“影”与水墨画的联通

宋代文人对“影”的吟咏，指示着“如画”的风景欣赏方式，主要表现为影与水墨写意的对应。作为审美对象的“影”，是草木形态及精神的提炼方式，具有超逸观想之美，文人借以寄托情怀，展示理想生活情境。影与水墨画在视觉效果与审美趣味上颇多相似，成为文人画创作与欣赏的灵感来源。在观赏墨梅、墨竹时，宋人将其还原为自然状态下的影像，形成“画如影”的全新书写范式。在中国画“水墨之兴”的背景下，这种以“影”联结的风景描写与绘画欣赏，有着共同的水墨趣味与写意追求，反映出宋人处理自然景观与人文意象关系时的新审美观念。     

宋代书画艺术赋研究

宋代书画艺术繁盛,书画艺术赋亦随之兴起。宋人不仅善于将书画作品体现自然与生活的细微精妙之处融入赋中,而且善于将书画艺术与精妙之理融合在一起,既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令人多了些思索与感悟。成竹在胸,取法自然,体现宋人艺术的精湛;高洁清雅,寄情翰墨,体现宋人内省的审美观照;庄禅入赋,契合儒家思想,体现宋人宠辱不惊、淡泊宁静的精神追求。跨越历史的长河,我们仍能感受到宋人对艺术的执着,感受宋人潇洒翛然的风采神韵。     

宋人笔记的史料价值——基于唐五代社会资料为核心的考察

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的记载,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北宋前三朝、仁宗后至北宋末、南宋。三个阶段的资料都十分重要,但以第一阶段的记载最为丰富和直接。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记载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许多内容是独一无二的,有些记载可以补文献之缺漏,有些可以和现存史书相互参校。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十分丰富,涉及社会饮食生活、住宅和交通、经济生活和商品消费、婚姻生活、丧葬礼俗、教育和文化生活、节庆与文娱生活等众多方面。通过对宋人笔记的考察,可以从更多角度来了解唐五代社会的真实面貌。     

试论宋代世风的时代特征

中国历史进入宋代,宋人的世态风情、生活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呈现出许多富有时代特征的社会风气。其主要表现是:追商逐利,拜金主义盛行;侈靡浮薄,极尽奢欲;衣饰上突破等级束缚,僭越现象严重;普及、浓厚的读书之风。     

宋代百咏诗考论

百咏诗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创作兴盛。宋代百咏诗有两个明确的主题,咏梅和咏地方风物。科举中的百篇举一科在宋代的延续为百篇成诗的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地理学和梅文化的高涨则决定了百咏诗的主题。百咏诗在艺术上并不突出,利钝杂陈、良莠不齐,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宋人所作的注释上。今可考知的五十种宋人百咏（包括百题）诗中,有宋人注释的共计七种。其中,刘克庄《梅百咏》有两个宋人注本,今皆亡佚;其余六种为诗人自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种。它们扩大了宋诗宋注的名单,是宋诗宋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文献上亦有保存史料之功,于后人之考证颇为有益。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宋人论王维述评

在宋初八十余年时间里，王维诗很少进入宋人的评论视野，至宋仁宗庆历后才有了转折，到北宋末和南宋前期，学王维、论王维的逐渐多起来，南宋中期以后，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但从整体上看，宋人对王维及其诗歌的评价并不高，反不如其绘画更得宋人青睐，这一状况可能与宋代文化的特殊性有关。     

论唐宋诗人创作思维中的自觉与不自觉

唐宋时期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巅峰状态。唐代，格律诗正式形成，古体诗与近体诗异水分流，随着创作题材的广泛开拓、艺术技巧的日趋成熟，唐诗走向全面繁荣，特别是在情景交融、物我合一方面达到了高峰。宋人不愿沿袭前人的旧路，故改弦易辙，大肆张扬其理性精神，将景物推向幕后，着力突出“论”的力度，改变了传统诗歌的创作模式，使后代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宋人之后摹唐仿宋者各执一端，然而究其实质，概不出唐宋之藩篱。可以说，唐宋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成熟的标志，它们将“情”与“理”的抒发推向极致，具有经典性、样本性的…     

侗族大歌审美文化内涵分析

侗族大歌是一种原生的艺术样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一种文化与教化手段。侗族大歌的内涵博大精深,它伴随着侗民族的形成与侗族社会的发展而形成、发展,是一种独特的蕴涵民族精髓的具有教化性质的＂百科全书＂,它传承了侗民族的文化和审美特色。其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大歌之中。大歌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其审美情趣、审美追求、审美理想和审美视界四个方面,深刻地体现了侗族大歌的审美文化内涵。     

正史中的胡床及其变迁

胡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原以来,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以后发展为交椅,考诸正史,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之后是这一坐具运用得最为频繁的两个时期。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此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对这一坐具的变化都曾产生了影响。     

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闲愁”之咏源远流长。诗人们对于时光流逝、青春难驻、人生不永的敏锐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淡淡哀愁，在古典诗歌中常常由于某种特定情景的触动而反复出现。到了宋代．由于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词”这一适宜表现人生细腻感受和婉转情思的文体日渐兴盛，且与传统的诗文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而在宋词中，抒发伤春悲秋、惜时叹老等“闲愁”意绪的作品大量出现，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莆线。     

从苏轼作品欣赏其丰富而独立的人格魅力

苏轼作为文学斗士的性格具有多面性，其丰富而独立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儒家伦理社会结构中寻求社会人生价值意义的同时，遨游山水、沉醉诗酒，从而在兴趣、态度、气质、个性、行为等精神与实践层面上整合政治人格与自由人格，把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以其丰富、独立的文化人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水浒”人物的文化依存与命运走向

中国人的生存哲思主要由儒墨道法等相互吸纳、整合,及对外来佛教包容并内塑而构筑。儒、墨、法家是入世文化,分别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仕宦型文化与草莽（草根）型文化、统领型文化,《水浒传》中王伦、晁盖、宋江三任梁山泊主,依次对三种文化依存形态进行了相对封闭而又精微绝妙的集团运作演示,并最终在宋江招安的人生悲剧和以出世的鲁达、武松等为代表的由参佛悟道而捐弃归朝的结局比照中,形成对人置身乱世的普遍生存的深度文化思考,揭示出水浒塑造一百单八将的整体关联性。     

宋代儒学教化的文化转向

宋代新儒学在诞生、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学派对社会教化的权力之争。宋代学派对社会教化权力的强烈诉求,开拓了文化权力的公共领域,使宋代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文化变迁,推动了传统教化的文化转向。社会教化权力由政治专制和垄断,逐渐转向与文化群体共同承载。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宋代酒楼建筑与市民文化生活——以东京樊楼为中心的阐述

宋代酒楼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一个特殊的类型。宋代酒楼汇集了饮食、娱乐、传闻、交际诸方面的市民文化生活的元素,形成了以樊楼为代表的宋代酒楼建筑的“樊楼系统”。樊楼在城市生活中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生活模式,并由此派生出系列的宋代市民文化生活。这些市民文化生活与酒楼建筑相映,构成了宋代城市文化生活极其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