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商的"个众"特性——具有中国意义的主体性分析

“浙商”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现代第一商人群体,具有体现市场经济原发性和国民性的“个众”特性。“浙商”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社会主体,需要对其进行主体性分析。浙商“个众”的主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既有个人的独立自主,又有众人的自发自主,是“个众”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是“个众”的相关性,既包括契约相关性和伦理相关性,也包括地缘相关性和亲缘相关性等。独立自主性与契约相关性的统一形成典型的市场主体性,而与伦理相关性以及地缘和亲缘相关性的统一则形成特殊的社会主体性。浙商的“个众”主体具有对市场获利机会的敏锐性和竞争性,以及个性与共性、刚性与柔性统一的“方圆”特性。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     

"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科学大战"实质上是一场科学与人文之战.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促进"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予以面对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反思教育体制的专业化局限、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格致学"即"格物穷理之学"。19世纪中后期,"格致学"在内外交困的中国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此一时期,"格致学"的意义复杂多歧,其语义因时、因地、因人都有不同表达,在西学的引进者与中国的解读者之间亦存在差距。这种解读的"落差"与知识来源地的学术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知识新的落脚点的接受环境有密切关系。     

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

在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内,中国的话语形态经历了由"语"到"说"的嬗变过程,"语"这种场所,是以西周时代以来的社会制度为依托的,可以说是一种"安定"的话语场所;与之相反,"说"的场所则不再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处于失去西周时期那种秩序的社会之中,要捕捉住心情多变的听者的心理,"说"的对谈就要磨练话语技巧.因此谈说者们为了吸引心情多变的听者们,在凝炼种种技巧的同时,其内容也更加丰富.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企业家能力来源及其生成机制——基于浙商"低学历高效率"创业现象的实证分析

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无论个体私营企业主密度还是民企500强比重均领先于全国.浙商的活力与实力与浙江省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术人员较少的人口特征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同类平均数.本文认为,浙商的特殊禀赋形态和特殊的学习机制是浙商"企业家能力"的来源,浙商具有非编码信息优势和创业知识易流动性特征,并与浙江的地方性知识传统、地域文化价值观、集束化的产业分布等互为因果.发现浙商的这一特点,对提高创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企业家能力,具有较大启示和现实意义.     

解读"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法学概念。正确认识和弄清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关系,对于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人的文化本体与"人文浙江"的建构——经由浙商文化的批判与重构的新路径

对人的文化理解关系到如何塑造人的人文品格问题,也关系到如何赋予社会现代化以人文属性的重大问题,只有深入揭示人和社会的文化生成的内在规律和意义,才能明确更加切实可行的社会人文型塑的创新之路。经由浙商文化的批判与重构是型塑人文浙江的一条新路径。     

"回归文本"——略论美国文学研究转向中的"理论"与"文本"

本文针对近年来美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回归文本"这一重要转向,通过简略梳理"传统研究思路--理论转向--文本转向"这一线索,审视"文本"与"理论"这一组关键概念所指向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思路发生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目的在于说明,"文本"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文本转向之后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在打破思维惯性的基础上提供切入或重新发现文本的方法.     

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与"义"的对立统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存在着统治阶层和思想阶层的"大传统"与平民阶层的"小传统"之间的分野,前者宣扬仁爱与礼教,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后者则崇尚情义与平等,信奉以"义"为特征的道德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存于同一社会中并相互融合.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