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方言疏证》中音转规律研究

虽然早在西汉的扬雄就已注意到音转现象,但是最早探讨音转理论的乃是清朝戴震。戴震认为音转主要是声纽之转,他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考察声转之法,发现声转不外乎两条规律,即＂同位＂正转和＂位同＂变转。同时戴震还指出,韵部也可发生转化。他于《声类表》中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注意阴、阳、入三分,总结出韵部转化的三条规律：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相配互转,三为联贯递转。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中方言词、假借词、同源词以及联绵词异形等语音材料的全面考察,得出音转语料128条,这些材料显示的音转规律,不仅可以展示戴震音转理论的科学性,还可以与前辈学者提出的音转理论相补充、相印证。     

段玉裁古音学的理论建树

段玉裁的古音理论是个集大成的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古韵演变规律的认识,包括古韵分期论、音转说、音变说、古声调论等;一是对古韵分部基本前提的总结,包括古韵至谐说、合韵说、同声同部说等。该体系的建立,对清及后世的古音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侃古韵说略

段玉裁谓“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为一时;汉武帝后自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六书音韵表》)。段氏古韵之分期盖可从也。《四库全书提要》云:“言古韵者自吴械。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占韵乃以益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然吴棫之论古音,实仅于《广韵》部目注明其通转而已。其后,宋·郑庠作《古音辨》,分古韵为六部:阳、支、先、虞、尤、覃。以郑书早佚,故其详未之知也。     

“音转”“合韵”说在段玉裁古音学理论体系中的价值

段玉裁古音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构建古音系统,从历时纵向上说明韵部系统的演变,并用"音转"解释例外;从共时横向上说明韵部系统与支撑材料的关系,并用"合韵"解释例外。"音转"与"合韵"是段氏古音学体系的重要内容。段氏通过重点解释"音转"与"合韵"两类例外现象,保证了其所分韵部系统的科学合理性。     

论假借音转

文字假借的必然性决定了假借音转的必然性.假借音转包括"音类比方"、"取譬相成"、"音近义通"、"音随义转"四种类型.假借音转的产生,除了语音上相近这一因素外,还与文字在发展使用过程中的形义变化有密切关系.     

戴震古音学成就略评

戴震从分析《广韵》系统入手，区别等韵洪细与韵类异同，创古韵二十五部之说，戴氏古韵分部的最大特色是一个整齐的阴阳入互配系统，他提出了正转，对转之法，戴氏在他的韵目分析上虽有一定的不足，但他的古音分部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从戴氏的九类二十五部到黄侃二十八部，到王力二十九部，相承线索的很清楚的。     

论日本语对汉语入声字的转读

日本语对汉语入声字的转读和中古汉语语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语音读单个入声汉字时有两个特点：一，读成双音拍；二，第二音拍通常是くつきち与四个假名之一，带有入声汉字的标识性质，并和中古汉语入声字[-p][-t][-k]三种语音韵尾之间有对应转读之关系。两个日本汉字组成一个单词时，如果前一个汉字是汉语入声字，那么，该汉字的第二音拍有时候读成促音。入声字转读也存在一字多音现象。     

章太炎的古音学成就及其影响

章太炎对古音韵部的划分、古音声纽的考证、汉字音值的描写以及汉语音转关系等方面都有过专门的论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古韵分部方面,章氏总结了前代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古韵二十三部;在古声纽方面,章氏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古音二十一纽;在音值描写方面,章氏是用汉字全面描写古韵音值的第一位学者;在音转关系方面,章氏的《成均图》则是汉语韵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黄侃古韵说略

段玉裁谓"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为一时;汉武帝后自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六书音韵表》).段氏古韵之分期盖可从也.《四库全书提要》云:"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益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然吴棫之     

再论转类形容词

在阐述转类形容词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将转类形容词与其所修饰词之间的关系分为3种平行关系、因果关系和单纯的修饰关系;举例分析了转类形容词在不同文学体裁中的运用;并用省略规则和重组规则对转类形容词的语用现象进行了解释.     

九道辙无入声,便利吟诗人--诗韵改革C

新诗有用韵和不用韵之分,旧诗大都用韵,其中律诗绝句偶句只押平声韵;韵书也有新旧之别。《九道辙》是据现代普通话语音编著的改革新韵书。普通话虽无入声,而按音值,平(阴平、阳平)、仄(上声、去声)分明,作律绝依然适用。据调查,旧读入声常用字1313个,派入上声、去声的704个,入声字仍为仄声,派入平声的615个入声字(阴平159、阳平456)仅占《九道辙》全部常用韵字的12.5%,并且该韵书为每个旧读入声字右上角都嵌有小六号‘入’字以便识别。从总体看,在7696个常用韵字中,平声3909个,仄声3787个,平仄交替基本相当。而从押韵看,615个入声字派入平声,扩大了平声字群,也就扩大了押韵的领域范围,为今人写律诗绝句提供了方便。《九道辙》对写新旧诗、格律体都是一部新颖而实用的韵书。     

从韩淲诗韵看其借、出韵现象的实质

通过对诗歌用韵的考察可以分析诗人所处时期的语音系统及方音现象 ,这已经被认为是“主要从文献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之一。这些诗歌的用韵不只包括古体诗之间的通叶 ,而且包括近体诗 (主要指宋代诗人的 )中的借、出韵现象。借、出韵现象也是诗人实际语音的流露 ,我们从韩诗的用韵情况就可得出这一结论。     

和韵的产生与流变

和韵是中国有近1200年历史的诗词创作方式,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汉语诗歌写作中也受到尊崇,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带有普遍性的写作行为。和韵正式形成于唐代,创始人是元稹和白居易。唐代浓厚的诗歌氛围、近体诗的成熟和元白的个性特征是和韵产生的主要原因。和韵有共时性和韵与跨时代和韵两种类型。跨时代和韵开辟了与古人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的新渠道,也为诗人提供了一种文字消遣的新方式。     

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     

章炳麟古韵学“队”部独立考论

章炳麟在汉语音韵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独立出"队"部。章氏依据《诗经》用韵及对谐声字的分析,据"平上韵与去入韵堑截两分"的理念,从王念孙的"脂"部中将去入韵独立出来,成立"队"部,相当于黄侃的"没"部,王力的"物"部,为后来学者所广泛接受,从而奠定了章炳麟在古音学史上的地位。     

汉语古诗的内在韵律与英译标准

在诗歌翻译中,韵律的处理一直是困扰着译者的问题,尤其是汉语古诗的英译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对诗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诗歌的内在韵律而非其外在韵律,判断译诗韵律处理是否得当的标准应该是译文是否有效地传达出了原作诗歌的内在韵律。极端格律派和散文诗派传译汉语古诗均不利于表达原诗内在韵律。     

不废新声的复古者，五律高格的创辟者——陈子昂近体诗价值重论

陈子昂在观念上并不排斥近体,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诗歌艺术性的不良风气。作为一位不废新声的复古者,陈子昂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五言律诗。其五律采用“以古行律”的方法,从内容、形式、风格诸方面对齐梁式五律进行全面改造,在以杜、沈、宋等人为代表的典丽精工风格之外,另辟出高古澹雅一格。陈子昂“以古行律”的创作方法为盛唐乃至整个唐代的诗人所效仿和学习,并成为五律这一体式的最高格调,后世五律皆以之为法。     

李俊民、段氏二妙诗词文用韵考

金代山西人李俊民、段成己和段克己诗词文的用韵可归纳为18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同韵部之间的通叶现象。经过与宋代西北方音等的比较,并联系现代晋语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不少合韵应该就是金代晋语特点的反映。     

约其精致蕴我深长——关于当代格律诗词写作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格律诗词创作及以之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教学重新复兴,格律诗词要求在立意、意象、文辞等方面都必须有独特的讲究。现代格律诗词创作必须体现时代思想情感、精神风貌,注重文辞的新鲜平白,可适当放宽过严的格律限制,改良旧有韵部。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变迁及散文范畴的界定

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界定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将“散文”这一术语置于古代、现代、西方三维视角来加以观照,散文范畴的界定只能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界定,而这种界定是基于对散文文体作历史流变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散文无论是骈散之争还是韵散之争,都属于“文”内部的矛盾。无论用什么术语来指称它,它就是这样一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