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初东北流人诗

清初东北流人诗,是在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镇压和流放的政策中产生的。从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到康熙死去的八十年;是清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并从精神上打击反抗的意识,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打击相结合的两面政策。在大开科举考试,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的同时,对敢于反抗的汉族知识分子施行严厉的镇压。清初八十年,连年而起的科场案、江南奏销案、浙     

清初"江南奏销案"补证

江南奏销案是顺治末年继“通海案”、“哭庙案”之后,打击江南士人的又一重要案件。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前对此案的研究总是有些扑朔迷离。今就《抚吴疏草》中所保存的处理此案的40多件档案文件,拟对此案的名称和背景、时间、所用处分新例、案件过程和结果等问题作一说明和补充,以求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

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由于王朝的更替,江南士绅的动向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清廷在江南初建政治统治秩序时期的真正切近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在几个重要的社会层面,再现了那些宛转于刀山剑树之下的抗清人士的紧张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以及像侯家这样在国变后坚持地下抗清、长期遭受清政府的通缉与威胁的艰难生活。其留传后世的日记,使人们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生活日常中的惊心动魄。     

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贰臣"。这些贰臣无论位高权重,还是沉居下僚,都不同程度地对清廷怀有疏离的心态。造成清初贰臣这种心态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清初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二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三是清初贰臣的政治际遇。清初贰臣的这种疏离心态以南方贰臣为代表。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咸同之际取用能员与督抚用人权扩张

咸同之际,由于战事等实际需要,为及时选拔能员干吏,督抚在奏保、奏调及委署人员等方面打破定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用人权。督抚用人权的扩张,反映了其地位的日渐上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既往铨选制度的运转不灵,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督抚用人权力的扩张,也对原有铨选制度带来了一定冲击,清廷内外权力均势被打破,内轻外重的局势逐渐形成。     

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推行“新政”上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同年7月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等等,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范本。1903年9月,清廷成立了商部之后,相继成立了邮传部、财政处、税务处。从1902年到1907年间,先后颁布了《筹备矿务章程》、《商部重订铁路章程》、     

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

咸、同之际，由于勇营制度地位的确立，兵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政权、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为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矛盾，光绪三十年，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由头，奉旨南下，史称“铁良南下”。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制造局以及打破了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等项任务，“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却扩张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势力，形成了影响清末政局甚巨的袁铁之争，最终导致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决裂。     

清初广东海洋经济

清初为了对付台湾郑氏政权， 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了残酷的迁海措施。迁海实质是防内之海防。防内几成为清前期海防之国策。迁海期间， 各种海防工事的构筑与严密防守， 对宋明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广东海洋经济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原因探析

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原因探析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军费开支激增。清政府虽采取了乞借外债、筹借内债、开办捐例、滥发铜币与纸币、停办“不急之政”、克扣京官廉俸等“开源”与“节流”诸科措施，但其财政仍很快地崩溃了。１９１１年底，清...     

清代两江总督群体结构考察——以任职背景和行政经历为视角

清代两江总督是光绪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地方总督,从其设置直至清末,被朝廷正式任命的共有83人.本文以两江总督的任职背景与行政经历为视角,采用数据统计和列表的方法.试图勾勒出这一群体结构的总体形象,描摹出其仕宦生涯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以及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群体普遍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变化.     

中原崛起的财政政策思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加上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改造工程的启动,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全面发展的趋势。相对来看,中原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出现了趋缓的势头,特别是三农问题突出、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资源抽空现象严重,河南及中部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中部塌陷”的危机越来越紧迫。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为河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央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争取国家财政政策的倾斜和支持。同时要结合我省实际,确定促进河南发展的财税政策。     

论甲辰长沙起义

1904年华兴会筹划的长沙起义虽然因事泄流产而未及发动,但它却提出了明确、完整的反清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为革命党人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起义创造了条件,为辛亥武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准备了一批骨干,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试论清末十年金融市场之嬗变

清末十年间，由于清政府每年对外偿付巨额借赔款，内地银两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上海地区，且最终多进入外商银行手中。巨额银两的财政性流动，一方面导致国内金融市场银两流通量日趋匮乏，金融基础愈发脆弱，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更加增强外商银行操控金融市场的实力。由于外商银行蓄意操纵或临阵收缩，加上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清末金融市场发生了数次风潮，且一次比一次间隔时间短，影响范围广，破坏程度强；同时也正是因为外商银行拥资自重，厚此薄彼及牟利操纵等原因，又造成了上海金融市场具有一些异常复杂的变化特点。巨额银两流入外商银行与清末金融市场变迁之问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恶性关系。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演变，导致清末民初时期金融市场始终动荡不安，进而对社会变局的走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

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清政府试图摆脱统治危机等原因促进了晚清商业立法活动。晚清商业法律的修订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的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业法律现代化的历程,为中国现代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为以后中国商业法律的制订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

江南素来被认为是理学的重地、传统文化的堡垒,但这并不是说其文化的形成是单一的。大一统的元代是江南文化获取异质因素从而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蒙古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经具备相当的文化属性,统一中原后,出于政治的需要和文化本位主义的考虑,在现行的政策中很好地保存了蒙古民族和其他东迁的色目人的民族性。因为各种因素迁入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和汉族人共同杂居,蒙古、色目文化与江南文化全面接触,给江南文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样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江南的礼俗文化对蒙古、色目人也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在文化的接触中,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整个江南文化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发展,给明清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

太谷自古就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城镇,清代至民国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城内店铺林立,商业贸易活动繁盛。清代中叶,随着票号的创办,太谷县城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太谷县城外净信寺的一批碑刻资料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还原清代及民国时期太谷城内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出太谷籍商人的行商地域范围。     

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