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禅对黄庭坚诗幽默风格的影响

禅、幽默、诗三者的关系之密切，在黄庭坚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文字禅”及禅家的“游戏三昧”，使得黄庭坚以幽默诗的手段来反映其对“治心养气”的境界的追求。而“打诨通禅”将杂剧与禅联系起来，这也就是黄庭坚提出的“作诗如作杂剧”的技法的基础。     

唐宋间以诗入禅的三种形态

诗禅结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形态.自中唐起,偈颂诗意化的过程越来越明显,禅偈越来越具有诗的韵致,出现了自创清丽诗句以明禅的现象;发展至北宋中叶出现了大量引用现成诗句证禅的现象;引诗入禅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引诗笺注即引用诗句对示法之句进行再解释的做法.     

《坛经》三十六对法与唐代禅意诗的形成

《坛经》三十六对法,不仅直接影响了偈颂等禅诗诗理的形成,同时也影响了唐代的文人诗,使禅学意味浓厚的禅意诗大量涌现,并被王维等人引入山水诗的创作中,开拓了诗的意境与艺术技巧。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中国化了的佛教经残唐、五代到北宋已达到完全成熟乃至“烂熟”时期。其重“知解”、“仰顿悟”、参“公案”、斗“机锋”的禅悦之风，对于北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原是对宋诗的指陈，却也道出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格面目。宋诗工稳、精致、峭拔、富有理趣、意味隽永之总体风格，均可从如上三方面得到体现。然而，宋诗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佛禅，亦受病于佛禅，北宋禅家那种“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也使得宋诗因对语言形式的过分纠缠而自病、病人。     

论汉魏六朝颂的体式确立及流变

先秦《诗》三颂与六朝颂都以四言为基本的样式，但汉代颂的体式却混杂不齐，“颂”的文体性弱化，回落到原始的“赞美”意义上。汉末集中出现的“碑颂”取代碑铭的潮流，为颂体回归四言提供了契机，蔡邕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人物。在六朝，还产生了新的五言颂和七言颂。汉末三国的佛教译经沙门以“颂”配译“偈”，另一方面又由于佛教现实传教需求而从诗中因袭了五言甚至七言的样式，五、七言从而进入了颂的范畴。晋宋时期，个人创作的五言颂出现。这一过程也同样发生在了道教中。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禅宗公案以诗证禅刍议

诗禅相通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话题,长久以来,学者关注的焦点是以禅喻诗,而对与之相反的以诗证禅则研究甚少。事实上诗对禅也有明显的反作用,禅师常引文人诗句示法、开悟、颂古,很好地体现了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     

论禅宗语言对宋诗语言艺术的影响 --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角度考察

宋代,禅宗发展成为文字禅,禅宗典籍流行,引起士大夫的广泛注意.正是通过对禅宗典籍的解读和参究,宋代诗人在语言艺术上受到很大启发,主要表现在英美新批评理论所阐释的隐喻、悖论和反讽等几个方面.由此,宋诗在唐诗之外开拓出崭新的境界.     

心为文字之性--永明延寿判教原则的语言哲学分析

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角度论述了宋初高僧永明延寿“立心为宗”的判教原则,重点分析了延寿理论中“心”的能指义与“文字”的隐喻义。作者认为,伴随着宋初禅宗的“语言学转向”,基于禅宗立场的佛教判教理论得到了发展,相对于隋唐判教从意/言关系角度对“说”法圆融高下的判释,延寿判教突出了心与文字的本末结构关系,故其在融通禅教关系的同时亦将阅读“文字”的意义凸显出来。延寿的思想在很大程度激发了宋代禅僧对文字的兴趣。     

门空妙有幻亦真——略论禅诗中“门”的意象

近年来,学者们对禅宗诗歌充满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从“意象”这一美学范畴出发,探讨禅诗中意象的意蕴。本文试从意象的概述出发,近而涉及禅宗神奇的意象及其文化意蕴,并以“门”为例,管见禅诗中蕴含的深邃意象。     

句法与意蕴并重:禅宗语言观对黄庭坚的影响

黄庭坚信仰佛教,爱好禅宗,受禅宗"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语言观影响,他借鉴了禅宗一些语言表达方法用于诗歌创作,但在他的诗学思想中,讲究句法是与追求意蕴是并重的,只有在高远意境的役使驱动下,造语精工才有意义.     

《碧岩录》对文字禅的贡献浅析

文字禅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主要经历了由举古、拈古、代语、别语、颂古到评唱的发展过程,且彼此之间并非绝对的此消彼长,而是经常会相互结合在一起。《碧岩录》对文字禅的贡献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开创了垂示、著语、评唱和举古、颂古相结合的评唱体,革新了文字禅的表现形式;第二,适应了僧俗两界参禅悟道的实际需求,扩大了文字禅的参与主体;第三,详细论述了"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忘言",深入推进了文字禅理论的探索。     

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

八言诗汉代已有记载,西晋时佛经中有八言偈颂,北周庾信以八言制作乐府<角调恰氟>,其时的道教文献中也有协韵讽诵的八言歌幸.然而在唐、宋、元、明的诗歌中,却罕见全章的八言诗作.清代翟灏有意识地创作八言等长句诗,亦未获得发展.这些仅存的八言作品,透露出文学史上发展八言诗的契机和尝试.由于八言句易折腰为两个四言句,兼之其偶数字句式韵律呆板和"七言以去、伤于太缓"、不便记诵的长句体弱点,在创作与接受上被逐渐淘汰.因此,中、晚唐时期七言诗体武艺术成熟后,八言等长句诗并没有发展起来,句字递增的齐言诗体演进之路走到尽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长短句词体的勃兴.     

论王维的禅意诗

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 ,很多人都把做诗与参禅紧密地联系起来。禅对诗的影响 ,首先是禅对人的影响。作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 ,禅宗悟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对印度佛教烦琐经义的背叛。在中国 ,禅宗开始走向简易平实的现实人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生依附性性格使他们面临着一种生存的困境 ,而禅宗那种既在孤峰顶上 ,又在红尘浪里的处世态度 ,受到了既有出世修养 ,又有入世精神的士大夫的一致推崇。在士大夫那里 ,禅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命情调。王维那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就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首先表现在禅意诗与禅理诗的不同上。禅理诗大多语言枯燥 ,是单纯的说教和言理。禅意诗是作者带有禅味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的诗化。恬淡的情绪风格是王诗第二个特点 ,这与禅宗以顿悟自性、发现本心为宗旨相关联。王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意境上的“空”、“静”、“闲”。与以往僧诗意境的清寒而缺乏人世的热情不同 ,王维的禅意诗是充满生命和生机的。     

从“悟”谈禅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影响

近年来,对佛教禅宗的研究越来越引人注目,诗与禅也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热门课题。但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以禅入诗、借诗说禅、以禅喻诗等诗禅关联的具体体现上。然而诗与禅究竟以何相关联,以及这一关联在古典诗歌理论中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诗禅关系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禅宗的“悟”,是沟通诗禅关系的桥梁,对古典诗歌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汉译佛典偈颂中的文学短章

佛典文体主要由偈颂和长行两大部分组成,偈颁系借助韵文来进行说法的形式,基本上是一种阐扬哲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格言,从整体上说不属于文学作品。唯佛偈体制本身即为诗歌之变种,又善持修辞技巧美化文句,故内中仍有一定数量文学性较强的诗颂杂处其间。本文按照汉译佛典经、律、论三藏的次序,抉示它们各自所载诗颂显露的文学成份,并从《阿含》、《法句》、《佛本行集》、《金刚》、《楞伽》诸经,暨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里选择若干代表作加以分析评论,指出这些作品体现了古天竺的人文精神,又是认识我国古代翻译诗歌珍贵的感性材料。虽然它们体貌风格殊异不一,随机宣说应变无方,但具备显著的文学性乃是其共有之朕兆,同样可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美文诗歌。     

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

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阎福玲（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知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方法，改变了唐诗重情韵重兴象的风格特征而使宋诗具有重气格尚理趣的美学风范。因此，宋诗于赠答、怀古、写景、言志等抒情诗之外出现大量理趣诗，...     

“处处煮茶藤一枝”解

黄庭坚《题落星寺岚漪轩》诗云:“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绝妙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此为山谷名作,选家所必录。潘伯鹰《黄庭坚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采录此诗,末二句注云:“各处房屋好象蜂巢,各开了窗子。而到处都用一枝枯藤烧火煮茶。”拙著《黄庭坚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黄庭坚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江西派诗选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均采录此诗,注解亦沿用潘说,谓末句意为“到处都用一根枯藤烧火煮茶”。其他宋诗选本,如钱仲联     

黄庭坚七律的新变

黄庭坚七律的新变梅俊道苏黄于唐诗之后，别开生面，卓然成家，“子睛以新，鲁直以奇”，共同开创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新风貌。黄庭坚虽是苏门弟子，其诗丕豆独造，领异标新，别辟蹊径，经过勤苦锻炼，全面地刷新了宋诗，宋诗的新风范在他的创作中全面地体现了出来。黄山谷...     

浅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诗禅相融

诗禅相融,是古诗文化精神中一个极具魅力、奇妙绝伦的一个艺术元素。中国古代诗人,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禅宗的影响。本文从诗与禅的关系、诗禅相融的形态及其发展等方面,探析中国古代诗歌的禅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