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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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所导致的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理论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所需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从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冲突看社区冲突的成因与化解——对上海市某社区冲突事件的案例分析

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又是社会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业主委员会作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自治组织之一,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区建设与管理主体发生冲突.在中国当前社会,以业主委员会自治冲突为主的社区冲突大多是由物质利益冲突引发的.化解目前中国社区冲突,可从宏观与微观、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入手.     

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

本文以中日合作课题“中国都市和农村社会变迁的实证研究”（都市分课题）对上海８００户家庭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特点。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是１９４９年中国家庭制度发生质变以来的延伸，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革、组织功能分化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等社会转型的折射。     

双重系统中的社区治理模式初探——以深圳市为经验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模式一直为理论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关注。本文结合深圳市社区工作站的新经验,认为各社区治理的利益主体都可以纳入两个系统之中:自制系统和控制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和新兴的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     

建构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基于日本3个城市的文本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和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建构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其中代表国家的政府与代表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基于法团主义、市民社会等理论促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有助于理清双方边界,更有助于践行协同治理实践.从日本三个城市的文本分析中可见,制度的明晰、目标的一致、资源的共享、责任的共担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反思和借鉴日本的经验,为中国基层社会中多元主体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共性中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

"合法性"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新制度主义认为,法律强制的规制性维度、专业性说明的规范性维度和社会道德文化的认知性维度,是组织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在组织合法性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共性与差异共存的特征:法律规定共性与法律地位的差异,政府机构支持共性与行业协会支持的差异,组织成员角色期待共性与组织成员认可的差异.中美城市业主组织合法性差异主要源于业主组织发展阶段性、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社会基础结构的不同.明确业主组织法律地位,成立国家和省级层面业主指导协会,建构业主组织内部民主机制,是推动中国城市业主组织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关键.     

从三重功能到二元联盟:杜梅齐尔印欧文明研究中的政治发生学思考

基于社会学化的比较神话学研究，杜梅齐尔提出了由社会三重功能来形构理想的完整社会乃印欧文明所共有的意识形态的看法，这是从二元联盟的等级性团结中产生的一种政治观。通过承继莫斯与葛兰言的理论关怀，杜梅齐尔考察了印欧文明的等级构成与君权运作的社会学原理，并将联盟这一概念运用到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与运作逻辑的考察分析中。杜梅齐尔的政治发生学研究不仅改变了古典学以印欧世界的城邦制度与神圣王权为理论基点之人文探讨的视野，也拓展了人类学以土著社会的联盟组织和头人制度为问题核心的经验考察范围，为现代社会科学搭建起了一条贯通部落组织、古典国家与现代政治的比较研究路径。对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而言，这种穿透性的考察极富启发性。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项目化购买模式的运行冲突及治理策略

社会服务的项目化购买模式在实践中遭遇多种冲突:包括采购规则的标准化与合同执行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冲突、承接主体的多元化与资源获取的单一性之间的冲突、评估流程的规范化与评估指标的随意性之间的冲突、以及扶持策略的简单化与组织培育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需要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思维,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多元主体间可以在利益分享与责任分担之间获得平衡的关系。     

豪门叙事与都市现代性的隐喻:《上海的金枝玉叶》与《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之比较

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与林希的《天津卫的金枝玉叶》都运用了"城与人"相互指涉的文学构思模式,以都市豪门的命运沉浮讲述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南北两座城市共同的殖民历史以及创作者的地域文化自觉形成了两个文本共同的"东方史诗性"美学追求。但南北两个大都市以及创作者投射其中的情感价值又有本质区别,代表了近代以来殖民环境下中国都市现代性的诉求差异,一种是对西方文明的有限认同,追求文化共性和融合;一种是认别,强调文化差异和自我。     

自治组织的利益代表性与“业主居民”的社区参与

城市社会管理离不开居民的社区参与。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与居委会两个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来探寻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参与社区重要公共事务的自治;通过居委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不仅积极性不高而且具有＂假性参与＂的特征。导致上述参与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业委会比居委会更能代表和维护业主居民的利益。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居民参与意识差,而在于参与期望与自治权缺失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自治的关键在于把自治权力还给社区居民及其组织。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中的制度、组织与价值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城市社区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空间、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因此,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要培育作为制度空间的社区公民社会、作为组织资源的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价值机制的信任、规范、互惠等社区公民文化,发挥居民、社区各社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以及社区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共治、善治和长治。     

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与评价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逐渐推进,城市发展理论以及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逐渐开展,诸多学者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社会进步角度以及城市综合实力等角度评价城市发展,建立指标体系.选取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发展指标体系,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不同指标体系层次的构建、指标的选取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综合评价,对研究城市发展理论以及建立城市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经验.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制度外抗争与制度内法律维权有着显著不同的结果和制度逻辑。现有文献中的“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可以通过制度外或者制度边缘的集体行动获得政府及时的反应,但却有着多重困境：机会困境、风险困境、组织困境、制度困境。制度内法律维权可以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困境,但也有着该模式下独特的结果困境：费时费力而又缺乏即时直接的回报困扰或者阻碍制度内法律维权者去为了获得长期的有益于整个群体的普遍性制度化后果采取行动。但本研究中的业主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这一困境。他们的制度内维权行动让法律在实践中最大可能地运转了起来,从而超越了传统维权的困境。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制度内维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促进一些群体走向法庭,而非走上街头。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的社会资本路径探析

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和理论途径在危机治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社区作为城市危机的基层治理单元,也深受其影响.通过运用社区治理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我国的城市社区危机治理,总结当前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从完善社区规范、增进社区信任、健全社区网络和塑造社区危机治理文化四个方面提出改进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