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女性悲剧人物谱──阿蕾小说创作论

阿蕾的小说被称为“族女性系列小说”[1]，确切些说是族悲剧女性系列小说，思想上、艺术上均有研究的价值。主题的悲剧由盛中国作家历来关注、同情自己民族妇女的命运，这只要提一下鲁迅笔下的单四嫂子、祥林嫂、何姑和沈从文笔下的翠翠、萧萧、三三这些悲剧女主人公的名字就足够了。阿蕾“崇拜鲁迅、沈从文””’，她对自己的民族──族妇女的命运也十分同情、关注，几乎把焦点全部对准她们的恋爱、婚姻、家庭悲剧。试看：《根与花》。写拉玛奶奶格守男尊女卑的古训古制，即使三个儿媳都把她当牛马，谁也不愿意供养她，她都要呆在他们家里…     

徘徊在人生的歧路上——庐隐文学创作论

庐隐是在"五四"时期觉醒起来的女作家.其文学创作鲜明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也表现出女性作家对于妇女解放、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探索.其文本是一代女性作家觉醒的歌唱,表现了她们觉醒后的矛盾心态,可谓梦醒了无路可走,于是以游戏人间的态度面对社会.     

金庸笔下的偏执女子

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非常丰富,尤其以偏执女性更加富有特色。她们是封建男权的牺牲品,有着永远无法安顿的灵魂,她们是走投无路的叛逆者,是命运的抗争者,更是偏执的固守者。在与自身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她们的叛逆与挣扎被无限放大,坎坷的命运与扭曲的性格使她们成为女性中的"偏执狂"。这些夸张变异的女性形象,是对中国传统妇女形象的颠覆。金庸笔下的偏执女子主要有因情偏执和因武偏执两种类型,金庸塑造偏执女子的成因主要有男权压制以及多元化创作的需要与现代意识的动因这两个方面。     

西方文学中女性面对爱情与命运悲剧时的不同反抗面貌——以美狄亚、赫斯特·普林、艾玛·包法利为例

在西方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诞生过一批不甘忍受命运压迫、具有反抗与独立精神的女性人物,美狄亚、赫斯特·普林、艾玛·包法利是其中的典型。三位女性生活于不同时代,面对不同的爱情与命运悲剧,她们勇于追求自我、勇于抗争,呈现出兼具时代精神和个性色彩的不同反抗面貌。     

“进”与“退”中的共同命运——弗朗西丝卡和安娜的爱情选择及命运思考

弗朗西丝卡和安娜是两个处于不同时空女性,当被婚姻之外的爱情唤醒时,面对自己的生活,她们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可无论如何选择,她们本质的命运却是相似的,因为在她们选择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支配着她们的意识.本文试图在比较中得出造成二人悲剧的共同因素.     

试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命运主线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 ,首先是人类整体精神的代表 ,她们对自我爱的追求 ,正是对压制人性的封建传统的突破。其次是女性精神的代表 ,她们在把握自身命运的同时 ,对抗着西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最后 ,她们悲剧的结局也正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命运的悲剧性。本文在此种分析的基础上 ,揭示出她们“爱———反抗———悲剧”的命运主线     

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以方方的小说为例

底层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是现代作家关注的焦点,方方也多次推出其关注底层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在底层叙事的策略中,多以女性为焦点,通过对女主人公坎坷、跌宕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书写出生活在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探讨其悲剧人生的成因,反映出对女性生存困境和人性的思考,对底层女性寄寓了关爱,并对她们走出困境和自我救赎之路进行了叩问,体现了现实人文情怀。     

绝望苍凉的女性意识——解读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白流苏

张爱玲的小说擅长描写旧文化背景下女性绝望苍凉的不幸命运和殖民文化背景下女性尴尬失落的生存状态。本文即是通过对曹七巧和白流苏两位"悲剧"女性形象的描述,来解读张爱玲作品中所渗透的女性意识,进而分析造成她们自身悲剧的根源。     

性别视角下的疾病隐喻

在晚清-五四以来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女性疾病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特征,现代文学中男性笔下的女性疾病也只是他们进行各种想象的工具和载体,因此,"他者"书写下的女性疾病是符号化和功能化的.女性疾病的自我书写是经验化的,它是对男性赋予女性经验的一种反抗和颠覆.当女性在她们的创作中以主动的方式言说疾病时,疾病就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强加到她们身上并且要摆脱的命运,而是她们不得不领受的生命处境.     

海洋、民俗与女性:中国当代海洋小说女性形象之建构

海洋民俗作为一种合法性话语在规范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表达情感、进入社会的途径.在以海洋民俗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影响下,当代海洋小说塑造了两类典型女性形象:一类是传统观念中的"好女人"与"坏女人"形象.她们或在"守候"与"出发"的循环中延续着女性亘古的命运,或在"古老"与"现代"的对立中消解海洋乌托邦的幻想;另一类是打破民俗禁忌与性别期待、主动走进海洋的女人.在集体海洋、商业海洋、文化海洋等场域下,她们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向度,找到了重建女性主体、释放自我的可能.     

《荆棘鸟》中女性情感悲剧的启示

本文简析了《荆棘鸟》中一家三代女性代表人物的情感历程,揭示了她们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与结局:女性建立在理想与梦幻基础上对幸福与爱情的渴望,与男性对权力、地位、金钱、名誉的追求之间的冲突,其结局必然是理想破灭,女性经历巨大的情感创痛。与命运抗争使《荆棘鸟》中的女性显得与众不同,她们的情感体验虽然多以失败告终,仍不失一种悲壮的美。     

难以救赎的人生 ——《十八春》女性命运的透视

张爱玲<十八春>中体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女性命运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或精神上的不独立,使女性作为男人的依附而存在;她们由于相似的生存境遇和利益争夺而互不相容;她们追求幸福,但命运却是悲剧性的.这些构成了张爱玲本人女性观的重要内容.     

试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作为人类经验的二分之一的写照,不啻是一幅女性生命史的长卷,是来自有同等意义的另一个生存领域的报告。 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作家,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人痛苦与经验;面对外部世界的鄙视与冲击,寻找与命运抗争的支点。她们用文学“保存”了自己,更以文学“发现”了自身。 笔者试从历史的与社会的角度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作一宏观的分析。 一、英伦三岛女性文学群体的崛起。     

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论析

在张爱玲的笔下,生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生活在大都市,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些见识与智慧,不少人还有独立的职业,因此,被称为"新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与时代同步,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女结婚员"依旧是她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是或死或伤,或沦为情妇,或变成高级妓女,或成为"活寡妇",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桎梏,从而陷入生命的荒原.     

贫困的女性和女性的贫困——以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贫困女性为分析对象

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劳动女性形象大都比较贫困,可以把她们分成女户主、受性别歧视的女性和改革中受损害的女性.除了女户主家庭、性别歧视造成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更折射出建国以来妇女解放的内在缺陷.要改变底层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风貌,既要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用合适的政策时妇女进行扶植,也要在妇女解放思想上进行变革.     

文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浅析《最蓝的眼睛》中白人文化劫持下美国非裔黑人女性的病态心理

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非裔黑人女作家,她极其关注美国非裔黑人女性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在此通过分析莫里森的作品《最蓝的眼睛》中波琳.布莱德拉夫、皮克拉.布莱德拉夫和美国非裔黑人女性整体的心理状况,阐释了她们作为文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症状和命运。文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作品中表现为美国非裔黑人女性对压迫她们的白人文化产生的一种扭曲的积极的感情。这种感情与她们的悲剧命运息息相关,只有爱才是抵抗白人文化侵蚀的有力盾牌。     

张爱玲《传奇》中女性意识的张扬与幻灭

张爱玲在《传奇》中塑造了众多各具个性、命运悲凉的女性形象 ,挖掘出她们蕴藏的觉醒、抗争意识 ,揭示了她们女性意识幻灭的缘由 ,即“洋场社会”的浸渍、“夫权体制”的淫威、金钱“枷锁”的束缚     

民族战争与20世纪40年代女性作家的精神追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无家情绪影响了女性作家的思想和情结,甚至影响了她们的整个生活和创作。然而,她们并没有在流亡途中绝望,她们在对自己的命运痛苦的焦灼中寻找精神家园以求安慰,这一精神家园就是光明希望的所在———延安。     

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文化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时代为女性提供了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历史舞台,特别在文学这块神奇的领地,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女作家们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婚姻、人生等问题,表现出惊人的才华.本文针对女性作家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对男性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来讨论她们文化视角的特征.     

简论毕飞宇笔下的两类女性形象

毕飞宇的小说刻画了一系列形象各异、命运同悲的女性人物——在空洞的政治信念中失去幸福的女干部吴曼玲、善良美丽却不幸夭折的纯情少女小青、地主后代花痴少女三丫;充满活力的年轻母亲惠嫂和旺旺、疲惫不堪的中年母亲施桂芳和沈翠珍、孤苦无依的老年母亲婶娘……她们都在不如意的生存困境中奋力抗争,最终却不能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女性形象的画廊,诠释着毕飞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