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利益的再分配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缓解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生产、保障社会安定、促进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为适应社会发展而建立、完善或改革社会保障的研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     

数智时代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演化机理研究——以字节跳动为例

数智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资源要素重组、经济结构重塑的关键力量,也是平台型企业裂变与演化为服务生态系统、实现生态价值共创的重要驱动力。对字节跳动的跨层次动态演化机理的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受制度、市场、数字技术和价值主张的共同作用,且价值主张历经“市场驱动型→成长驱动型→社会驱动型”三阶段演化;“主体识别—互动关系—资源整合”是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过程的核心机制,且关注层次呈嵌套式动态演化;价值共创的结果表现为“联结→联动→联体”的共创模式与“个体价值→个体价值+组织价值→个体价值+组织价值+系统价值”的跃升。     

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

国民性改造问题,是辛亥革命后人们热烈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上,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国民族在痛苦的反思中深沉的觉醒。在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最初提出,虽是肇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严一 复与梁启超,但其时应者寥寥,远未引起时人的关注。辛亥革命后,国民性问题已成了社会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课题,“国民性”、“国民心理”、“国民     

论现代化转型中的国民性观念:以林语堂为个案

从近代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持续不断。随着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下的国民性观念的逐步深化,诸多"五四"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指向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而"五四"的激进时期之后,林语堂反思过于倾斜的中西文化关系,在3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林语堂将国民性问题的领域由政治转向文化,将关注的对象由群体转向个体,参照的体系标准由西方转向了中国。林语堂所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国民性观念的转变,显示出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在构想现代国家中开始塑造中国的文化理想。     

角色身份的变迁与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

角色身份是行为体主观的自我解读,其会随着行为体获得或放弃信念而存在或消失,并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中越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越之间的角色身份经历了从"同志加兄弟"式的"朋友"到"敌人"再到"竞争对手"的变迁,中越关系也相应地经历了友好合作到战争再到既竞争又合作的演变。在处理当前南海争端时,各方应建构对方正面的国家形象,加强双方的良性互动,避免相互关系的逆向演化。     

平台型电商企业物流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

随着电商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平台型电商企业商业生态的不断升级,为电商业务提供重要物流保障的服务主体及各要素构成的物流生态系统也得到了逐步完善。因业务规模、平台性质、主营业务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不同的平台型电商企业会选择差异化的物流服务模式,从而使平台型电商物流生态系统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电商物流生态系统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平台型电商企业的物流需求,在实现种群的协同演化过程中,自组织演化和交互演化机理起到了关键作用,领导种群的领导力、种群生态位的选择和种群间协同机制都对平台型电商企业物流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及形成稳定种群关系有着一定的影响。     

论近代国民性改造的几种主要方式

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国民性改造运动中,主张国民性改造的知识分子探索运用教育、文学、戏曲等多种方式作为改造国民的主要武器,同时,在改造国民的过程中,也逐渐实现了上述方式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近代转换。     

存在论视域中的生态哲学

生态哲学理解的存在是由生态科学关于自然生态存在的认识引申出来的,是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本身即是一个价值系统,它是由不同层面构成要素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构成的动态网络。从人与生态环境的价值关系来看,环境对人具有双重价值,即“环境价值”和“环境的价值”,人作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最高的内在价值, 同时对生态系统的发展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生态哲学并不否定人的主体性,但它主张从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高度探讨主体性的内涵,将主体理解为生态系统的调控者。生态哲学视域中的主客体关系是“主体-客体-主体”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生态思维是对古代整体论思维和现代主体性思维的辩证发展,是整体性思维和主体性思维的辩证统一。     

从社会生物学视角看媒介制度的演化机制

一切演化都是时不可预见的事情或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生物进化和制度演化遵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变异、适应和竞争构成了生态演化和制度演化的共同过程.与生物演化类似,媒介制度的变迁也遵循着"优胜劣汰"原理.媒介制度变迁受到多重因子的影响和制约,"四维模型"描述了其演化机理.生物学中的适应与复制等机制同样存在于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中,支配着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其中效率与博弈构成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两个核心机制.短期内的媒介制度演化取决于行动主体间的博弈均衡,长期性的媒介制度演化则取决于制度本身的效率高低.     

城镇化过程中广西生态环境竞争力发展研究

城镇化过程中广西发展生态环境竞争力,既适应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又有环境法律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的保障,但也存在对生态环境竞争力关注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有不断下降趋势、生态环境竞争力区域比较劣势显现等问题。可采用强化生态环境与生存关系的认知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环境可持续发展力量系统等措施,实现广西生态环境竞争力发展。     

论李大钊的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李大钊不断思索救国道路。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现实时,都将国家的积弱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一股国民性改造思潮随即涌起。李大钊也根据中国本土实际,与外来先进思想碰撞得出自己的中国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当很多人在对比西方民主科学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都倒向西方文明,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竭尽全力去挖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时,李大钊却以“民彝”思想、调和思想来构建自己本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李大钊认为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改造的主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国民性的改造目标及由渐进到彻底的改造方式。当今对李大钊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思考有其积极意义。     

“社会互构论”视阈下社会复合主体参与及互构机制

以"社会互构论"为视角,重新审视我国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形塑社区文化形态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者的关系结构在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中形成,又在相互选择的结果中不断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已然形成了复合主体,这一主体功能的发挥需要各主体行为的良性互动和关系的合理调整。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国民性、主体性、功能性的错综与纠缠——鲁迅对东亚封建宗法伦理中皇权思想的反思

在鲁迅看来,皇权思想与国民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东亚,日本的皇权思想主要造成了主体性丧失问题,中国的皇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国民性问题,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主体性问题。而这也使鲁迅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对皇权的批判。但他的困境在于:皇权思想不但造成国民性问题,融入国民个体的灵魂,而且其所行使的功能性也融入了整个国家和现代化运动的灵魂。     

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由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耦合而成的大型综合系统,每个子系统内部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共同维持着整个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对2005-2014年三峡库区26个区县的分析表明: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并渐趋健康协调,但目前耦合协调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库首、库腹地区是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实现耦合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未来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将会走向高水平协调阶段.应加快三峡库区产业结构绿色化、高级化、合理化进程,库首和库腹地区要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库尾地区则要“全面开花,整体优化”,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重构基于流域发展的大三峡库区,以促进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实现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发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

多元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与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性,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资源。但是,传统社会资本逐渐流失与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双重约束重叠交织的复杂局面,对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构成了现实制约。必须通过培育塑造公民生态公共精神、重建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完善协同治理法律政策体系和加速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协同治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国民性改造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既与文化激进主义者相异其趣 ,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大相径庭。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研究 :一、孙中山从文化心理学意义上 ,对国民性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全面、准确的揭示 ;二、孙中山探讨了形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 ;三、孙中山对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研究——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用生态学的系统化、结构化视角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在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人类生态系统是农民工家庭所有适应行为发生的背景.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研究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社会的和生物的相结合的方法和工具,相对于单纯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方法而言,生态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构建一个可以容纳更多数据和指标的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表达和解决模式.促进和保持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的平衡,会促进农民工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藏族地区产业发展的适应性研究

产业结构形态是复合生态系统内诸要素相互形塑的过程和结果。藏民族聚居的青藏高原,在长期演变中,形塑产业结构形态的因素由“二维”（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增长为“四维”（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市场导向、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形态演变轨迹是农牧互补—隐性的农业革命—净土健康产业。适应性是考察产业结构形态演变的重要视角,核心内容是地理适应性、社会文化适应性、市场适应性,适应过程是顺应与转换的结合。历史上的农牧互补显现了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契合,凸显了农牧民的生存性智慧。如今发展的净土健康产业,是政府引领下走向产业发展的三高区间,呈现出“以绿色为底色”的地理适应、集体再组织化的社会文化适应、农文旅一体化的市场适应。净土健康产业发展是在顺应中转换,是深刻的“产业变革”,也是农牧民的“劳动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