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若干布局特点与初盛唐诗歌美学特征

隋唐长安城的严整布局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创。长安官员的早朝诗与寓直诗的风格与衙署官舍在皇城内的布局特点有关。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稳定性、秩序性的要求和美感 ,与隋唐长安城的建筑风范相契合 ,成为初盛唐社会美的典范。《周易》乾卦理论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是关陇集团、隋唐王朝的精神象征。对皇权的礼拜与寓直的谨肃是唐长安政治生活与长安城建筑格局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宇文恺利用长安城冈原与洼地交错的地貌布设风景区 ,这些都使初盛唐诗歌焕发出雄奇壮丽又清新优美的光辉。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出长安文化与关陇集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的文化品质。     

终南山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历史考述

本文认为,隋唐时期,终南山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特别兴盛,其寺院林立,高僧云集,成为长安佛教僧侣的修行弘法胜地。善导大师在蓝谷悟真寺潜修弘扬净土法门,使悟真寺成为净土宗的重要祖庭。华严三祖法藏也曾在此结坛修法。这些对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学术界对这一地区佛教的兴盛与沿革及其意义疏于研究,隐匿了该地区佛教在长安乃至中国佛教历史上的意义与作用。本文拟根据散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和有关方志等典籍的记载,以考述蓝谷地区佛教思想与文化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意义。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从汉译《阿含经》考察早期佛教孝道思想

佛教早期经典《阿含经》中记载了佛陀关于孝道的起源、具体内容以及报应的基本思想。早期佛教孝道思想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佛教孝道与信仰密切相关,二是佛教孝道与戒律密切相关。而早期佛教孝道思想与中土孝道思想比较,也存在明显差异。     

隋代大兴城贵族寺院的营建

大兴城建立之后,关陇贵族一般出于祖先纪念的目的建立寺院。他们通过任职地、出生地等地缘因素吸引南方、东方等文化发达地带的佛教资源到新的都城,也将长安故城的财富转移供养新建寺院。聚集地方知识与物质财富的贵族寺院呈现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在相互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中形成都市风格,贵族寺院因而成为都市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梁武帝及其儒佛政策

梁武帝的思想十分复杂。他处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提出了“真神佛性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注意佛教戒律理论,扶植佛教经济,对佛教在中国的开展做作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是宗教调合论者,对儒道思想都有所重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颇加关注。他的思想融合了多种因素,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环。     

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

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本文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回顾分析了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僧团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中,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戒律自身原因看唐宋敦煌僧人之违戒

戒律是僧人生活中之最高法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僧人修行程度之高低与是否能够遵守戒律关系密切。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推进,自印度而来的佛教戒律自身也出现了某些松动,这些松动却恰恰成为僧人违戒的重要原因。文章试从戒律之繁复、前后矛盾以及戒律的让步等方面分析唐宋敦煌僧人违戒的原因。     

隋唐长安中亚人考索

隋唐的京师长安,各族荟萃,且胡风盛行,这自然与胡人的大量入徙有关,其中中亚诸国人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在长安这个大都市中,构成了隋唐长安社会结构中一个广大的胡人集团,同时也给当时长安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些人广泛活跃于长安各阶层之间,为官作将、吟唱弹弄、经商兴贩、讲经布法,构成当时长安社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小乘佛教对西双版纳傣族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是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虽然历史上的傣族封建统治并未实行政教合一，但佛教深入到傣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傣族社会的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从佛教与领主制政权的关系、封建法律对佛教的特别保护、佛教戒律对人们行为所起的规范作用、佛教与诉讼审判制度，以及佛教与处罚手段等方面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影响。     

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

"众生"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述了佛教关于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在它的视野中,人类与其他的生命物种之间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一切"众生平等"。而佛教的一系列戒律便是这一"众生平等"的具体落实。从今天的生态伦理角度来看,这种戒律实际上建立起了一种敬畏生命、善待万物的生活方式。这与西方思想中以居高临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心态来看待、处理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关系导致的结果不同,至少佛教的思想与实践起到了平衡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对当今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环境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

隋唐时期,大量中土商人信仰佛教,具体表现在商人诵持、抄写、捐刻佛经,出资开窟造像,举办或参加各种斋会,与僧人交友往来,延请密僧禁咒除厄,前往寺院祈子延嗣,结成佛社,本人或后嗣出家为僧,死后由僧人为其设斋诵经、撰写墓志等方面.同时中土商人对佛教在汉地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向寺院与僧伽布施,资助各种佛事活动,协助僧侣往来各地,帮助僧侣寻觅经书,本人或后嗣成长为弘扬佛法的高僧等方面.     

简论出土文献折射的中古情感世界

唐代信教群体的善男信女叠叠大渐于佛寺的事例，从教外视阈反映了当时信教阶层对佛教寺院抱有人生归宿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民众晚年大限弥留之际对寺院的依寄，从生存资源分配律领域内意味着寺院对信徒赋有药物施舍和心理医疗的职能——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封建时代，寺院以慈悲情怀延揽病患信众的皈依，突显了佛教对社会关爱责任缺失及时修复、适当补偿的功能价值——中古佛教潜入中国世俗社会之腠理。而中国石窟寺以往出土的教门群体的带有法脉意味的写本文书，则折射出教内人际互动的思想信仰基础。     

《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

<百丈清规>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百丈清规>的创制,适应了唐代当时社会生活经济变迁的趋势,规整了佛教风气,为佛教寺院经济以崭新模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百丈清规>的创制,也提高了禅宗寺院经济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对后世寺院管理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辽朝佛教中独特的文化现象初探

佛教于辽朝的传播极盛,契丹人的佛教信仰普遍而且强烈,佛教文化浸润到辽朝社会的各阶层,成为契丹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鹘人的佛教、中原地区的佛教以及佛教中的末法思想对辽朝佛教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辽朝佛教的来源和辽朝文化具有多元性,所以契丹人信奉的佛教与中原佛教存在着很大差异,并且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吸收其他文化成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     

论20世纪的中日古代都城研究

从 2 0世纪初开始 ,中日学术界围绕日本平城京的模仿原型展开讨论 ,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以日本学者关野贞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0 7年就提出了“模仿隋唐长安城说”的新观点 ;其二则是以中国学者宿白教授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1978年又提出了“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 ,是它们的共同点”的所谓“模仿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说” ;其三乃是以日本学者岸俊男先生的观点为代表 ,他在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否定了关野贞先生和宿白先生的学说 ,提出了“模仿魏晋南北朝都城说”的新设想     

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和译经、著述及思想学说等许多方面，而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则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与鼎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与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适应统一的社会在文化上的需要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