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

20世纪30与5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提出,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反海禁的国内战争等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近几年,海内外出现的那些内地80年代关于嘉靖"倭寇"的新论,受日本学人的影响;战后,台湾学者在此领域探索,比海内领先一步;大陆80年代以前倭寇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没有新的观点"的结论,需重新审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需要转变观念,开展争鸣.     

中日恢复邦交谈判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中日双方在谈判中圆满解决了台湾问题,才使中日建交成为可能。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标志着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论明神宗与援朝御倭战争

16世纪末发生在明、朝、日之间的援朝御倭战争是东亚朝贡体制下的重要事件,对明、朝、日三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明神宗的决策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其在战争、议和之间立场的摇摆不定与他的外交理念、对形势的把握、个人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战争进一步恶化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形势,但对明神宗的作用应该加以肯定。     

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

宋朝与高丽通交的时期堪称中朝两国历史上最为和睦的阶段。双方外交往来政治属性较弱,其中一个阶段基本上完全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高丽对宋频繁开展了朝贡贸易。丽宋朝贡贸易的航路和基本方式及交流的物种等,归纳了高丽共68次来宋朝朝贡的具体情况。     

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

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有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程序。面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挑战，近代中国的反应先是拼命的抗拒，继而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与适应，以致最后主动完成了外交近代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日本倭文化源出中国东南

日本古代的倭文化,具有海洋稻作的特质。它与中国南方由扬子江下游至云贵高原诸区域的越文化系同源文化,内含上有众多牵连。而其中之东南区,则为日本倭文化之滥觞。 一、中国东南土著文化是倭文化之源 公元前第1个千纪到来后,日本列岛以绳文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中出现稻作,是为倭文化之肇始。之后,在约当公元前后各3个世纪的弥生时代和紧接它的古坟时代,倭文化在日本列岛文化中占居主导地位。而这一文化的面貌,却与中国南方稻作区越文化一致。虽然它     

加拿大与美国关于酸雨的环境外交

加拿大与美国关于解决酸雨问题的谈判是加美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世界环境外交中具有典型意义。它的过程艰难曲折。历时 15年之久 ,双方才达成双边治理协定。加拿大在治理酸雨污染方面所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与美国在环境外交上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酸雨问题之所以长时期成为加美外交关系的症结 ,是因为它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概念和单纯的技术操作 ,而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公共外交中的音乐媒介作用

公共外交,又称人民外交,是通过民间交往的形式开展工作,将国家间关系由非官方上升到官方层面,有力地推动了外交关系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公共外交开展的因素有多种,主要有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民间经济贸易往来、人员交流与技术对接、文化艺术活动的对外传播等多个方面.音乐作为艺术表达的重要方式,在国际交流中不仅传播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中国文化,而且加深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文明的了解与传承,加速了公共外交的开展,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浅议甲午战争中的"禁米出洋"政策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严厉强化其传统的禁米出洋政策,其目的有二:一是对外,严厉禁止清国人民运米济倭,以此作为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手段;二是对内,保证军需民食,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窒碍难行的情形,清政府据此对禁米出洋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是,由于清朝政治的腐败、军事上的失利,禁米出洋政策在打击日本侵略军、保证军需民食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它挽救不了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命运。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唐前中柬朝贡关系考述

扶南对华朝贡的历史始于三国,在唐前各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特点.三国时期,扶南对东吴朝贡至少3次,朝贡物品包括琉璃、乐人以及其他方物,其朝贡记录还被栽入东吴宫廷雅乐.西晋时期,扶南频繁来华,进献物品更为丰富,其朝贡面貌也以雅乐歌词、史传等方式载入了中国历史.南齐时期,扶南对华朝贡的目的增加了军事援助的新内容.梁武帝时期是扶南对华朝贡的高潮,此期扶南的朝贡具有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与宗教交流多重功能.唐前扶南朝贡历史所体现的朝贡特点以及对中柬两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中柬两国的发展历史上都具有典型意义.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