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以新诗文本解说进入大学课堂--重建现代解诗学思想杂记之一

废名是以新诗文本解说进入大学课堂的最早实践者之一.废名解诗,往往随意而谈,谨慎联想,感受美丽,点到为止.他讲解自己的诗显示出由于诗人"自白"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理论优势.他以诗人与批评家结合的眼光,把握一首诗传达情绪的精髓,抓住意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不将诗阐释得过于死板粘滞而限制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在解释程度上不要求绝对的清晰,自觉追求一种含而不露的朦胧.他的"不求甚解"的解诗特点,能带读者进入诗的文本世界,也余下较多的遐想空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体味.     

废名新诗理论与中国“自然”诗学传统

废名新诗理论与传统"自然"诗学有着极深的渊源,主要表现在其提倡情感的自然性、感兴的当下性、境界的不隔性以及主体的自由性等方面.度名自觉接续古代诗学生命,带有极其强烈的建构目的,只有从其利用传统诗学资源、创造现代新诗学的"目的论"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废名诗学的理论意义.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沈从文新诗理论述评

沈从文是以小说、散文名世的,诗论是他作为编辑、读者的副业,却体现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沈从文的诗论注重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人的关怀,注重诗人的人格修养;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创作论、诗史诗人论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到思考和独特的诗学品格.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废名《谈新诗》之我见

新诗的内容是诗的是废名在《谈新诗》中的核心观点。废名是从诗质的角度来谈新诗的内容的 ,概括说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诗情 ,一是诗感。废名的观点对当时处于困境中的诗人们是一个指引 ,对今天人们理解和认识诗歌也是一个可贵的启示。但也有不足之处 :一、感情有余 ,理性不足。二、缺乏用西方诗歌理论观点作参照。     

以改良的方式重建新诗的常规诗体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朱英诞、废名新诗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在新诗道路上跋涉的同路者,废名与朱英诞在诗学理论上存在极大的相似点,但也有不少的差异性。朱英诞继承了废名"当下性"的诗学观,指出新诗就是"内容是‘真诗’,形式是散文"的自由诗。废名以"新诗唯一的形式在于分行"总括了新诗的形式问题,朱英诞尤为强调语言文字及修辞技巧对新诗的重要性。废名对温李一派的推崇以及对波特莱尔、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等外国诗人的借鉴,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晦涩和哲理等多重意义。朱英诞则偏重于对陶渊明、谢朓、韦应物等写景兼说理派诗歌的探讨,并将西方浪漫派、现代派和欧洲古典哲学融会贯通,共同形成其诗学理论的构建基石。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     

流派视角的新诗本体解读--评《新诗艺术论》

通过<新诗艺术论>流派视角的新艺术解读,提出新诗本体的核心诗学命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外诗歌传统整合的意象艺术美选择;新诗传统整合的听觉艺术诗美本体价值取向;纯诗是新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一条精神的大河——读蒋登科《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

中国新诗在表象上看很复杂甚至很驳杂,难有脉络可循,但从精神建设的角度梳理,不同的诗人、诗歌现象所奉献给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影响是有差别的。蒋登科教授主编的《中国新诗的精神历程》一书,通过对新诗精神建设历程的梳理,从精神文化建设的角度对新诗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不同诗人、诗歌现象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一部值得推荐的诗学著作。     

“绝对的开端”：“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新诗集序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

早期新诗对如何在文学历史脉络中获得合理的位置,如何消除代表传统主流文学的“旧诗”所释放的压力,如何使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接受这一新式文体等要求十分迫切,新诗集序作为诗人们言说自我诗学主张和新诗发展理想的重要途径,以自己的特点与方式参与了为新诗正名的话语活动。新诗集序通过探寻中外文学发展脉络、完善新诗源头理论,为新诗寻找历史存在依据;序言不仅以对照旧诗的方式展现新诗现代品格,也不忘从传统文学中汲取有益养分,为转型与成长中的新诗提供新的诗学资源;此外,序言通过平等的姿态、谦逊恳挚的表达以及对新诗价值的陈述,努力从情感上消除读者怀疑并引导他们参与新诗建设之途。新诗集序从历史叙述、价值阐释与传播场域的开拓等不同维度推动了早期新诗的传播发展,成为参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媒介。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