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保证

罪刑法定原则虽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没有引起任何异议,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     

法治及其立法的法治原则

作者认为,法治是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法治的精义在于限权,它应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立法作为一种重要权力,其本身也应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条文中应明示立法的任务之一就是限制权力,从而使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     

论无证搜查的程序性原则

无证搜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具有内在的损害被搜查对象利益的可能性,这就要求立法对其从程序原则性上进行控制.搜查必要性原则解决了无证搜查存在的根本基础,情形紧急原则进一步限制了无证搜查的范围,而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原则能最大程度发挥无证搜查与保护被搜查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作用,法定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无证搜查的依法进行,在为无证搜查提供法律依据的同时使无证搜查制度获得正当品性.     

论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

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并没有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认,学术届对此亦缺乏统一的观点和认识.而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在刑事侦查措施的具体运用上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与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立法的改革与完善相适应.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刑事侦查的比例原则、保守秘密与适度公开相结合的原则、任意侦查原则为主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原则和侦查独立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扭曲与再启蒙

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刑法上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对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起着不可攻破的屏障作用。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司法上得到良好的遵守,罪刑法定的观念还远没有深植固化于人们的内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种种扭曲和误读,因此有必要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再启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初探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但对该原则尚存诸多认识不清。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 ,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 ,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 ,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 ,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 ,应强调其有限使用 ,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 ,司法中要合法、公正运用。     

我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浅析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施行,法院依此放弃对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做法,但在立法层面上尚属空白状态。因此,笔者建议我们的立法机关应当加强这一制度的立法。     

论公共利益的认定原则

公共利益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依法认定是公共利益认定的首要原则,我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边界,以明确执法和司法。正当性原则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性标准,公共利益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公共利益只能在没有其他备选替代方案时才能牺牲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公共利益是相对的长远利益和重大利益。当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其他利益作出限制或牺牲时,应当把这种限制或牺牲限制在最小范围,符合比例原则。如果追求公共利益时损害了个人利益,就应当给予充分的公平的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认定应当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程序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中的适用——从司法裁判的立场出发

实践中,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滥用已经成为行政协议纠纷的重要原因。而比例原则在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权的限制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司法裁判的立场看,法院在判断公共利益方面,采用的是法定的公共利益需要标准;在比例原则的审查强度方面,维持在中等水平。从权力限制和权利保护的角度,重新检视比例原则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应当修正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并结合相关要素调整比例原则的审查强度。     

论比例原则对行政强制权的规制

被誉为行政法"皇冠原则"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领域的适用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是宪政哲学、控权思想和法治理念在公权力运行中的具体表现。我国《行政强制法》对比例原则的引入和适用体现了立法机关对公私权益平衡的考虑和对个体权利免受非法侵害保护的关注。由于引入时间较短以及具体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加之原则固有的抽象性、辅助性特点,比例原则在我国法域内的适用程度不够彻底充分,在规制行政强制权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方面尚存在一定局限性。现阶段应将比例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做出明确表述并加以细化规定,强化该原则在紧急强制执行和救济途径选择上的适用,将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考量因素,通过案例指导规范比例原则的准确适用,充分发挥其规制行政强制权滥用、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功能作用。     

论存疑案件刑事赔偿归责原则

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价值上判断国家对刑事司法侵权造成损害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和标准，对于确定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及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赔偿，无论从立法背景看，还是从有关规定看；无论从国家赔偿法总则的规定看，还是从刑事赔偿的具体规定看；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从立法原意看；其所确立的惟一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     

论我国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及其司法化的实现对于中国刑事法治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但在刑事司法上并未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实现司法化,需要在刑事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技术等方面实现司法化.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

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进入行为领域,都应受到限制,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遵循下述原则:(1)不损害基本权利本身原则.不能只见限制,不见权利;(2)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3)明确化原则.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文的文意,应具体明确;(4)司法审查原则.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具体行为,公民相对人可提起司法审查.     

比例原则与司法裁量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比例原则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就涉及到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衡量问题,行政机关必须在价值层面进行考量与权衡。这样就授予了法官相应的司法裁量权,引发了司法裁量与行政裁量的冲突。因此,法官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应遵循一定的制度约束,把司法裁量权限制在适度范围内,以避免因比例原则的滥用而导致人们对它的怀疑。     

行政法之比例原则初论

比例原则是许多国家行政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学界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刑法“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中的实现--“点刑罚”理论之提倡

刑法中的"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其内涵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责任原则的意义相近,因其重视对人权的保障而符合现代法治国家基本精神。但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运作过程中,各国通行的做法与这一原则尚存一定差距,甚至常常与之发生背离。要使"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过程中贯彻始终,关键在于坚持"点刑罚"理论。     

法院调解保密原则研究

作为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调解以其灵活、便捷、低成本和社会效果好的特点,在我国民商事审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院调解保密原则是调解问题的核心,它要求调解过程不公开,以促进当事人之间能够通畅交流,从而建立当事人对法院调解的信任,确保调解过程顺利进行.美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均对法院调解保密原则做了详尽的规定.我国立法中虽规定了调解的信息保密原则,但调解保密性的立法与实践与法治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是故,为保障法院调解的顺利进行,塑造独立密封的法院调解程序空间,保持审判制度的良性运转,法院调解需更加注重调解程序与调解信息的保密性,相关立法亦需对法院调解保密原则保护的信息范围、应当遵守保密原则的对象、调审分离的程序设置加以明确规定.     

论宪法平等权对税收立法的拘束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是平等权原则在我国法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平等权原则对于全部国家公权力具有拘束力,纳税负担平等作为宪法平等权原则的下位原则,体现为量能课税原则,并具有宪法上的效力,拘束税收立法.税收负担平等的标准就是合理的差别待遇的标准,构成平等权原则在税收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的判准.     

交易公平原则实践——问题与对策

交易公平原则分别在市场交易、审判实践和立法实践中被运用着。但目前市场交易主体不平等、强制交易、欺诈交易以及司法过程中的随意解释严重妨碍着交易公平原则的实践。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分析了原因,指出应当把交易公平原则定位为商法的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加强交易主体地位、交易行为公正性的规定,在司法上强化司法监督等对策。     

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探析

不告不理原则作为调整刑事诉审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所普遍确认,但该原则在我国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众多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的现象,因此,对该原则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周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