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特征探析

正当防卫作为排除违法性的正当化事由之一，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也是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见到的。但是对于哪些侵害行为应当允许进行正当防卫，哪些不应当予以正当防卫而应当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决，即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范围在立法上和刑法理论上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界定。这种缺位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定罪处罚不公现象的发生，所以，对应当纳入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范围的各种侵害行为予以归纳，并试图总结其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正当防卫法律界定比较研究

正当防卫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各国刑法均对其作了规定.各立法例规定正当防卫时,在立法模式、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无限防卫权、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等问题上,既有共同性的规定,也表现出了一定差异.这些共同性的规定反映了各国立法者对正当防卫的规律性认识.     

我国自卫行为民事立法研究

自卫行为有两种形式,即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我国民法学界对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定义没有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民事立法中没有关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界定。从比较法来看,民法和刑法分别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作出界定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建议在将来编纂民法典时,将自卫行为的立法置于民法典中总则编民事权利的保护一章中,且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自卫行为从责任构成和责任承担两方面进行规定。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理论实务偏差及矫正

在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理论阐释和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一些背离正当防卫制度本质的、不利于发挥其优点的偏差.不顾中日刑法立法的差异,将"紧迫性"视为正当防卫起因条件构成要素的主张不合理地限制了"不法侵害"的范围.建议我国刑法在是否存在不法侵害的问题上采取"合理确信说".将防卫时间起点"不法侵害着手"修正为"不法侵害迫在眉睫".时间终点"不法侵害尚未结束"的认定出现机械化倾向.实践中,存在将"打斗"不加区分地视为"斗殴"、将用事先有备的武器防卫不加区分地视为"斗殴"的偏差.在限度条件的认定中,应当纠正对等武装论和唯侵害已经造成损害结果论.     

论警察防卫的刑法定性

由于立法上的模糊,警察防卫问题一直以来便存在着诸多争议。而学界的主流观点"职务行为说"和"正当防卫说"在警察防卫的刑法定性上都存在着片面化的问题。其实,警察防卫的实质具有"二元化"的特性,并不是单一的职务行为或是正当防卫行为。因此,在出现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警察适用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对警察的过限行为也可类推适用防卫过当。     

简论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的修改

我国1979年刑法虽然确立了正当防卫制度,但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限度很难把握.新刑法典对防卫制度作了有益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正当防卫制度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增加了正当防卫制度的可操作性,保护了被侵害者的合法权益.     

论无过当防卫权中的几个问题

防卫权问题是正当防卫理论的核心问题。现代各国刑法普遍认可防卫权是一种公民权利,是公民对其自身权利的一种救济权利。防卫权的限定与否是关系到正当防卫性质的重要问题。不论理论上的聚讼如何,这一权利必定已为现行立法所确立,它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为刑法免责事由的正当化行为的过当

实施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都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我国刑法对避险过当、防卫过当的规定与罪刑均衡的原则存在冲突,应当在我国刑法中建立免责的避险过当及防卫过当制度,补足合法的正当化行为与构成犯罪的正当化行为的过当之间的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部分.     

关于正当防卫中时间要素问题的一个疑难问题探究

正当防卫制度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重复侵害行为的防卫的性质认定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本文认为，对于重复侵害行为的反击行为完全应当把它放在正当防卫制度中进行考察。通过法定的事由来减轻对行为人的处罚，这样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探讨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或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在紧急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对不法侵害人加以一定损害,以制止不法侵害继续进行的一种合法行为。对于正当防卫,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不负刑事责任,这一立法意图在于积极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解除思想顾虑,自觉勇敢地同一切破坏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     

非婚生子女抚养涉及的法律问题：由案件生发

非婚生子女抚养纠纷反映了我国在非婚生子女抚养方面的立法不足与现实困境：立法原则不明确;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二元划分不科学;亲子关系确定规则缺失;公法制度的保障不力。为切实保障非婚生子女受抚养的权利,顺应＂子本位亲子法＂的发展趋势,我国亲子立法应确立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取消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划分,建立统一的亲子关系确定制度,增设子女抚养保障措施。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夫妻财产立法若干基本问题探析

夫妻财产关系的发生以人身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这决定了夫妻财产制理应属于身份法范畴 ,但同时其又脱离不了财产法的性质。因此 ,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应对影响其立法的相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考虑 ,对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重新进行设置 ,以体现夫妻财产立法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作者通过对夫妻财产制与民法中的一般财产关系的比较 ,探析了影响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夫妻财产立法的相关因素及立法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问题。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国际私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在制定、运用和解释国际私法时,应侧重保护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顺应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在条文中凸显了对弱者利益加强保护的理念,但在内涵、外延、保护方法以及与其他原则、规则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快递行业消费者权益定位与法律救济

电子商务离不开快递行业在产品配送环节的支持,并给后者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然而快递服务的质量却没有与快递行业的业务量一起上升,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快递服务合同是电子商务经营者与快递企业签订的涉他合同,被指定为收件人的消费者作为利益第三人,享有依快递服务合同获得特定物品的权利。应当从法制规范框架、快递行业的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着力,避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犯。若出现快递延误、投递不当、损毁或遗失等侵权事实,消费者对快递企业享有直接请求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主张违约责任。     

平台数据治理下必要数据原则适用研究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分析和规制工具,平台封禁行为屡禁不止,平台经济领域数据治理面临困境。在数字时代下,必要设施原则演变成了必要数据原则,具备规制平台封禁行为的可行性。基于此,应明确必要数据原则的内涵与适用条件,综合分析平台封禁行为对相关市场可竞争性的影响。此外,应通过三层次抗辩作为必要数据原则适用中的修正路径以降低错误成本:以国家视角的效率原则作为原则适用的价值抗辩,以合理原则进行逻辑论证作为原则适用的分析抗辩,以正当理由进行具体抗辩。     

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法规建设的现状与立法

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相关法规建设滞后。巨灾风险管理法规建设应基于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的规律,以使所建立的法规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立法在立法思路上应该加快以巨灾保险为中心的非工程性措施的相关法规建设,并以非工程性措施为主导来构建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在模式上应采取国家巨灾风险管理上位法之下的各种自然风险单独立法的方式,逐步推进针对特定风险的立法。     

集体劳资争议的刑事责任研究——以日本《劳动组合法》第1条第2款为中心

日趋增多的罢工、怠工等集体劳资争议给刑法学带来了新课题,引发学界对刑法是否及如何介入集体劳资争议的慎思.日本《劳动组合法》第1条第2款对集体劳资争议在区分正当与不正当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事责任模式,堪称全球劳动刑法的典范.这对中国劳动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刑法应该积极介入集体劳资争议,并把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视为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而以刑法中的普通犯罪追究不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的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监督论

在我国,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查活动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侦查行为很容易出现滥用的情况,因此,为了保护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侦查监督就成了侦查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我国检察院自侦程序却恰恰缺乏这种外部监督,这就使法律的公正性受到了挑战。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同时检察机关又肩负着侦查犯罪的职责,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侦案件的监督缺位。因此,对于自侦案件,必须借鉴国外的做法,从立法上进行约束,并且赋予人民法院、辩护律师相应的权力对之进行监督。     

挑衅原则的刑法意义探析

挑衅原则作为英美刑法谋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抗辩原则,被包含在美国所有州法律与《模范刑法典》(MPC)以及《1957年谋杀法案》中。挑衅原则在获得英美刑事立法肯定与认可的同时,也引发了理论上的广泛争议与讨论。关于挑衅的含义、原则适用范围及原则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论者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挑衅原则的性质应当是一种(部分的)正当化事由,其与自我防卫形成一种包容与补充的关系,因此应当成为一种普通适用的抗辩理论。     

我国刑事辩护权保障初论

辩护权不仅应当作为权利而存在,更应当作为一种有充分保障的权利而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但这两种保障都有巨大缺陷。辩护权不仅缺乏法律和政策的有效保障,更难以得到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支撑。完善法律,改革政策,培育辩护权的社会生态环境,是落实、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