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诗论》所评“童而偕”之诗研究

《诗论》将《关睢》等七首诗评为“盖曰童而偕,贤於其初者也”,提出了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睢》等七首诗的共同特点是,这些诗都是反映青年男女生活的作品,青年男女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而知道与人和谐相处,学会将自己的行为与礼相谐。七首诗始於《关睢》之礼,终於《燕燕》之独,出於一严密的构思。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鲁襄公时代的《诗》结集研究

《诗》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在鲁襄公时代,“二南”“三卫”之外的列国《风》诗正式进入《诗》文本,但各自独立存在,与《雅》、《颂》并列,后被孔子归入《邦风》,形成今本《诗经》的基本结构。     

深刻缜密 自成体系──评《胡应麟诗论研究》

深刻缜密　自成体系──评《胡应麟诗论研究》赵永纪明代胡应缴的《诗致》，是中国古代诗话中编排较有系统的一种。陈国球搏土的《胡应战诗论研究》是对胡著的独到研究，细细读来，感到收益非浅，许多地方可谓先得我心。《诗该》开篇第一段，就论述了诗歌由四言直至律绝的...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打破二元对立模式的收获——评王锡伦先生《郭沫若研究论稿》

近十年来,郭沫若研究领域出现了冷处理的格局:一是郭沫若研究高潮的回落,一是研究本身的冷静.继续郭沫若研究者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来辨解研究郭沫若的必要,不得不处处联系郭沫若"<女神>后我不再是诗人了"那段历史和他本人的政治操作以示研究的公允.     

从王权观念变化看上博简《诗论》的作者及时代

上博简《诗论》的撰著时代虽难以准确推知 ,但可从战国秦汉间儒家王权观念的变化中略窥端倪。《诗论》对于周文王和其他周王都非常赞美颂扬 ,对于敬奉周天子的朝臣和士大夫也给予关注和赞扬 ,而对于佞臣谗人的痛斥则表现出浓厚的尊王观念和维护周王权威的态度。这些皆与孔子只颂圣王、不批昏君的思想一致 ,而与后儒有较大区别。可以说上博简《诗论》的思想内容出自孔子 ,而撰写文字则是其弟子手笔     

陈师道的诗与诗论

宋诗继承发展唐诗，其过程大体分成五个阶段。陈师道与黄庭坚乃是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换的轴心人物。陈诗是直接学杜诗而形成了他自家的诗风。他重视文学的精通更甚于政治的精通。他的诗沉浸在悲哀中，有一半为赠答、次韵、赠别之作。与杜相比，陈的忧患始终是个人的、内向的。其诗论与时有别，反对过于重视内容之诗，反对以议论为诗。而特别拘泥于练字造句和穿凿典故。由反省苏轼发生，而未见超越其上的新发现。     

宋代节日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宋代节日词研究以《全宋词》中节日题材作品为对象,对宋代节日词的创作情况、文本特征和发展动态作出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考察节日词的文学风貌和审美特质,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两宋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等深层次意义。当前宋代节日词研究多停留于较为零散、感性的层面之上,亦或以民俗文化、都市文化的先验视角凌于对节日词作本身的探讨之上。有鉴于此,有必要在对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以推动宋代节日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唐宋旅游诗词比较

唐宋两个朝代的山水旅游诗是我国古代山水诗并峙的两座艺术高峰,宋诗虽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唐代旅游诗中的边塞诗气象更为大气磅礴、题材更加丰富,在审美上唐代旅游诗更具壮丽之美,而宋代旅游诗则有小巧之美。两个朝代旅游诗风格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朝代的综合国力、政治经济、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社会风尚的迥异。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诙谐与沉重——论宋代寓言对唐代寓言的突破

唐代寓言直接影响了宋代寓言的创作,但是与唐代相比,宋代寓言在主题、功能、风格等各方面都有所突破,基本完成了主题的人生化、创作态度的理性化以及风格的轻松化等各方面的转变。从中可以把握宋代文人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和失落,以及关注自我、关注个体人生,善于以理遣情的文化心态。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诗歌盛唐气象论

盛唐诗歌以其健康向上的风采、雄浑宽远的境界、恢宏豪放的气质,被后世推崇为“盛唐气象”。雄浑豪放的盛唐气象, 鸣奏着盛唐诗歌的主旋律,应该说它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所结出的硕果。盛唐气象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的精神外现和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     

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方式

唐人小说文本中承载大量诗歌的现象,可称为小说对诗歌的接受。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主要有三种方式:小说作者或人物创作诗歌、引用其他人的诗歌进入小说、描写同一对象的小说与诗歌相互搭配。这三种方式的特征及作用相异,但它们共同印证了唐人小说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小说(也包括诗歌)的创作、流传以及不同文体的融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略论唐宋饮食文化的差异

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不同。唐代饮食文化深受游牧民族和异域风情的影响,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朱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