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文章认为新制度主义主要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这四种制度主义由于对制度的界定各不相同,所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吸取了行为主义的科学性方面,但是不能解释制度方面的重大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比较接近传统政治学,但是所界定的制度太过于宽泛而丧失了应用价值.新制度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对于制度与行为之间进行了虚假的二元划分.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     

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一改对经济学方法冷漠的态度,开始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颇为注意,并把它们运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之中。而今天,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是社会学界的新趋势。最为著名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贝克尔抱守“经济人”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即寻找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之假设,解释人类的行为,坚信市场机制能够比其它人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则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以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大化。     

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制度和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学最主要的三个研究视角.网络分析学派揭示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制度学派则关注组织领域内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和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社会后果;对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强调经济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的"嵌入"属性.不同视角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的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发出了挑战.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民国初期"家庭改制"的理论形态

民国初期 ,有人把改造封建家庭制度与改造中国社会联系起来 ,揭示了封建家庭制度是如何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源。这其中蕴含了文化革命的深刻意义。“家庭改制”既是一个理论、观念、学术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问题 ,所以对它的评判和实践 ,需要理性思考和审慎选择。     

超越社会选择研究的经济人假设——展开社会选择研究的社会学视野

社会选择研究是关于群体、组织和社会的选择行为研究.社会选择作为一种理论兴起是在阿罗阐述了不可能定理以后.虽然社会选择理论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它关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过于狭隘.公共选择理论对经济学的社会选择研究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判,把研究视角引向制度分析,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公共选择理论仍坚持经济理性人假设,同样无法超越经济学社会选择研究的局限.本文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展社会选择研究,要明确社会选择是社会现象,是人们交往互动的结果.要超越不可能性.就必须重视文化传统、价值信念、模仿从众等社会因素.     

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从传统家族治理向现代家族治理演变

企业治理结构是特定的文化、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当前中国特定文化和市场环境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也要与时俱进,从传统的家族治理向现代家族治理转变。     

家庭组织的演变和重建家庭保障制度

现代社会的家庭组织呈现出核心化的发展趋势。家庭组织的演变也促使家庭功能转变,但家庭功能的转变并不表示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要重新认识家庭对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作用,重建家庭保障制度。     

家族式民营经济与家长式管理模式——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受我国传统文化 (人文文化、经济文化、历史环境文化 )的影响 ,一些民营企业的承包者或领导人固执的思想和近于死板的思维以及他们对事业的过分怜惜 ,往往让他们在理性面前选择了感性 ,从而走了极端 ,竭力想把企业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或家族成员手中的思想 ,也就成为他们内心一种极度排外思想诞生的催化剂。最终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和侵蚀下逐步将一个活生生的企业演化成为一个规则服从于血缘、亲情大于制度的“家族式”团体 ,从而将企业引向一条没有未来的死胡同。     

家事纠纷的特质性及其调解机制的构建

家事纠纷是发生于家庭内部并以家庭成员为争议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其具有的非理性因素多、隐私性强、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重、社会公益性大和证据证明难度高等特质性决定了调解机制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选择。家事调解包括法院外的家事调解和法院内的家事调解两个方面，故对家事调解机制的构建主要是指对家事纠纷民间调解机制、家事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和法院附设家事调解机制加以相应的制度化和完善化。     

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

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建构家族文学史不仅可以增添一个新的文学史类型,体现相关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文学世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意义。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表明,家族文学史因其综合性能够获得观照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宏观视角;因其鲜明的时段性而有利于家族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考察以及兴衰规律的探究;因其独立的文学谱系而能显示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获得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家族文学史的内容应该兼顾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包含从历时性、共时性等多向度进行的考察,其分期应取决于家族文学自身呈现的阶段性变化。而总揽一代与历代家族文学现象的文学通史建构宜于采取文学世家史的形式,中国文学世家史的建构有利于把握古代家族文学现象形成、演变的全貌和阶段性特点,探究其兴衰起伏的内外成因,揭橥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     

传统家训的演进及其对现代家教的启发简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社会组织,也是一个伦理道德教育的天然实体。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经验,其对现代家庭教育极具启示：有耕读传家的家训利于培养自立自强的精神：孝亲忠君的家训有利于感恩品德和责任意识的养成;惩戒性规范教育有利于提升抗挫折能力;道德教育强调循序渐进的方法;教子成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尤其应当成为现代家教的价值追求。     

论马克思主义的“家族相似”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后，世界各国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其内容和主要思想相差很大，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都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是遵照还是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从“家族相似”的视角审视，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家庭与青少年犯罪

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导致其违法犯罪的最主要症结在家庭。家庭是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窗口。本文试图从家庭出发来探索青少年犯罪的深层原因,并试图寻求控制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