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和思路

推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需要,是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资源的需要,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的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治理理念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权力分配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工作作风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评价标准从领导满意向群众满意转变.     

党群治理与群众路线的实现机理研究

党群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它既是群众路线实现的内在逻辑发展,同时也让群众路线的实现获得了意义。因此,群众路线需要在党群治理中实现,而它实现的根本机理是政党的社会属性与能动性政治成分,一般机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众型政党的社会工作的内在要求,直接机理是转型社会的基层治理需要引介群众力量,特殊机理是党群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政党信任。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路径研究

城市基层党建是涵盖社区党建、单位党建、区域化党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等的系统化党建工程。新型城镇化形势下,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在组织体系、人员队伍、功能作用、基础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要坚持以理念转变来适应形势发展,以思路更新来推动工作创新,以全域思维来推动党建工作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有机统一,努力让党建根植城市引领发展,确保城市基层党组织成为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方针、团结动员群众、领导基层治理、协同多要素互动、推动城市改革创新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建设

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建设,不仅是夯实党的组织基础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活动有效开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党组织在社会建设领域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社会治理活动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枢纽;另一方面,党组织也要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并从社会认同和民众支持中汲取组织资源。积极发挥党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应将建设扶助型、社会型、引导型的基层党组织作为当前党建工作的重点。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市结构的变化迫切需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党建可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内容和路径,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目前,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着职责定位不准、有效运行机制缺乏、群众参与不强、职能发挥较难等问题。探索从严落实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方式、有效解决群众需求的路径,有助于从体制上解决基层党建的现实困境,有效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方向、服务群众和促进发展的多重功效。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重心下移实践呈现出政党嵌入式治理、网格精细化治理、多元共建式治理等模式,它们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的常态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党建引领型治理旨在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社会治理为核心意涵的视角转换,借由下沉党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弥合了既有实践政治有效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空白与张力,通过补位动员、激励共振、资源链接的方式贯彻“政党创制社会,党员引领群众”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论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基层人大是我国基层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实现形式。作为基层权力机关和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成效事关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从政治逻辑审视,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是由制度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观念整合四个方面组成的有机体系。从国家治理实践而言,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功能发挥和机制运行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完善人大政治机制,创新整合方式,实现基层政治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中的元治理——基于威海市“党建+物业”的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在多个领域正经历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科层治理或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治理向多元合作的治理网络的转型。然而，治理转型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以执政党党组织与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威发挥着重要的掌舵作用。本文以公共权威与治理网络的关系为关注点，从元治理理论出发，以威海市城市治理实践为案例，探讨了物业管理从市场机制向多元治理网络转型过程中，公共权威如何通过具体策略作用于治理网络的建构与管理，从而实现治理绩效的提升。目前在各地实践的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标志着城市基层治理的又一次重要转型，从元治理角度对这一转型进行解读与分析，不仅为治理研究中的政府作用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有助于更好地探索治理转型中的公共权威可兹使用的元治理策略，以推动治理转型的成功与有效。     

乡村参与式治理与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探析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层管理体制,深刻反映了人们的需求、理念和追求,是现代民主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式.乡村参与式治理的实践,给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应在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突出人本理念依法自治、构建“互动合作”制度等方面积极创新,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坚强领导核心.     

虚拟公共空间对基层治权的重塑——基于A镇实证调研

虚拟公共空间是数字信息技术造就的全新社会交往空间。自由、多元、便捷的虚拟交互技术正全面嵌入社会生活基础领域，解构传统社会秩序，推动基层治理结构转变。虚拟公共空间带来大量信息“孔洞”、促使公共话语权利体系重组、推动基层社会资源供给多元化。在虚拟公共空间的作用下，基层治理模式正趋向于多中心治理结构。在新治理结构中，社会信息传播更为分散，公共决策主体多元，政策实施由基层治权与社会主体共同承担。在治理技术层面，虚拟公共空间成为基层治权勾连各方的重要手段；在治理观念层面，平等尊重、交往互动、重视规则等理念逐渐为基层治权所吸收。但是，虚拟公共空间尚未生成完善的规则体系，存在共识危机以及非理性交往蔓延等问题。只有构建完善的虚拟公共空间行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虚拟公共空间正向作用，提高基层治理效率与效果，推动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引领城乡社区协商发展

社区协商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手段。社区协商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诉求、推动社区自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不少城乡社区面临着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流程不规范、协商开展较随意、协商结果缺落实、协商主体低参与等问题。创新基层党建工作与发展城乡社区协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协商的政治方向;基层党组织是城乡社区协商的领导核心,也是城乡社区协商的基础保障。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引领城乡社区协商发展是统筹推进基层协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群众社会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举措。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     

科层制逻辑与政党适应性: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逻辑的组织机制分析

科层制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是左右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的两种关键行动思维。在理想情景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满足科层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期待,然而在现实的党建创新实践中,农村党组织往往更倚重于科层制逻辑,具体表现为:单向度的服务供给与多样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冲突、压力型体制下信息共享不畅导致的监督失效及不信任问题、党组织与农民组织互动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科层制逻辑的过分倚重既有对传统科层制惯性的路径依赖,也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不仅造成党组织上下级、党组织与社会信息不对称,以及党组织行动目标偏离,而且也会造成公众失语,参与不足。未来,提升农村党组织的适应性既需要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而且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身的功能与角色进行重构。     

寻求加速与减速的动态平衡——理解基层治理的节奏及其变化

治理节奏是治理活动及其动作组合的函数,其中的核心是时间的长短或多少问题,主要与价值诉求、资源能力、问题类别以及信息技术等要素密切相关,是分析和理解治理活动及其演变的重要概念。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基层治理提出了加速的要求,具体包括压缩办事流程、协调治理动作和提高响应速度等。加速的要求体现的是争分夺秒的效率逻辑,基层治理的加速动作促进了政务环境的优化,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夯实了基层治理的基础,但也带来了成本高、压力大和弱化民主等问题。面对复杂治理的现实及其诉求,基层治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节奏,包括加强基层治理制度化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精细化程度,以及建构多元主体对话平台等,从而实现基层治理的适当减速。基层治理的加速与减速是辩证互补的关系,只有保持快慢相宜的治理节奏,才能更好地协调和安排治理资源,保持治理活动的适当性和连贯性,最终提高基层治理的稳定性、柔韧性和有效性。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