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下的叛辽降金武将

在金灭辽之际,由于各种力量的利益冲撞及矛盾的交织,使辽一些将领重新权衡自己的利益和 价值取向,走上了背主降金之路。其投降后,参与了金的战略部署;在战场上,积极配合金军征战,成为金军灭 辽及攻宋的关键性要素。然而,民族的归属感又使其怀有寄人篱下的心态。当金主对其产生信任危机时,其 降金企盼荣华的政治情结开始动摇,部分降金武将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处境,使之又一次走上了背叛。 他们的背叛行为从道义上讲,是难以让人理解和接受的,但也是降金武将又一次的无奈选择。     

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述论

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士风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晚宋时期的变节之风是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诸多表现.一大批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或临难脱逃,或在宋亡前投降蒙元,或在宋亡后变节仕元.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形成的原因,主要为穷奢极欲,志于享乐;贪恋权势,志于爵禄;理学的负面影响;而最根本原因即为晚宋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士大夫变节之风严重危害了晚宋政局,加速了南宋的覆灭,还对元朝的重吏贱儒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宋元南戏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反映士人的婚恋为主。由于宋代科举所形成的崇尚士子的婚姻观念的普遍化,宋南戏多揭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的故事,而表现出较多的批判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地位的失落,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多写书生在科场得意后仍然忠于爱情,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操守。二是展示科举士人对“婚”与“仕”的深入的道德反思与灵魂拷问。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的发展经由了一个从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的深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相关,尤其与科举士人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     

漕粮海运创始者朱清、张瑄传记

宋元时期朱清、张瑄二人曾贩卖私盐、为海盗,后元起兵伐宋,二人降元,参与征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两人更大的伟绩在于开通漕粮海运.海运路线经过二人三次修改之后最终成型,大大缩短了漕粮从江南运往都城的时间,极大便利了南北经济交流,更为后世海运创造了便利条件.     

竹树晚凉,星河夜横——刘壎诗文试论

刘壎是宋元之际的一位较为重要的作家魑琶？刘壎有无尽的悲痛,但他却能超越昔日视野的狭窄,追求作品的＂苍劲＂、＂风骨＂。随时间的流逝,他的性情与文风也渐趋平稳。这种风格、情调的复杂使刘壎成为研究遗民诗风、诗论的典范。     

宋遗民词中"云"意象的解读--兼论佛道思想对宋遗民词的影响

具有特定历史和审美内涵的“云”意象,与佛道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元易代之际的苦难时代,也是宋遗民词 人希逸隐遁的群体象征,本文试择取宋遗民词中有典型意义的几例“云”意象予以剖析,并考察宋遗民词人的山水自然审美观 和忧患意识,以透视宋遗民词中情感活动和创作心理的演变。     

宋元之际世家文人的身份认同——以陵阳牟氏为中心

宋元易代之际，世家大族的文士因躲避战乱而离开根基深厚的家乡，在地方迁转与朝代更替的双重变动中，面临着如何安身立命的思考和身份的重新认同问题。宋末举家迁居湖州的陵阳牟氏是文人世家的代表之一。牟巘、牟应龙父子在由蜀地入江南、由宋入元的迁变中，对自身地域身份、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最终选择都受家族因素影响。在地域身份上，牟氏父子坚守“蜀士”标签而扎根异乡；在政治身份上，父为遗民、子仕新朝，在持守世族政治伦理与谋求家族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入元以后，远离政治中心与家族根基的牟氏父子以兼通浙学和蜀学、融贯经史的学者与文章大家身份，成为凝聚江南文士群体的交游中心与领袖人物。故宋世家文人与异乡和新朝达成和解认同的过程，与宋元之际江南文脉、华夏文明的承传和交融进程相伴随。     

关于鲁斋学派

鲁斋学派是元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派别,该学派的人物也是宋理学在北方郁起的积极传播者.宋理学在北方的盛行,以致被元朝定为国是,成为元乃至明清几代之官学,鲁斋学派的功绩甚大.本文拟就鲁斋学派淡几个问题.一鲁斋学派究竟是以谁为代表的学派?主要人物到底有哪些人?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中认为,鲁斋学派是“以宋元之际赵复,元许衡为代表的学派.因其大宗许衡号鲁斋,故名.主要人物有刘因、姚枢、窦墨、郝经等.”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值得商榷.赵复不能单独作为鲁斋学派的代表,而应当是整个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鲁斋学派只是元代学说思想的一个主要派别,除此以外,在元代还有静修、草庐两个学派.草庐学派的     

历代宋诗选本论略

宋诗选本的发展经历了宋元、明、清三个不同的时期。宋元是宋诗选本的初创期,选本表现出鲜明的宗派意识和批评自觉,对宋诗文献的初步整理和宋诗特征的总结于后世影响甚深。明代宋诗选本诗学内涵稍显肤浅,但在文献保存和整理方面仍有一定的贡献。清代是宋诗选本的繁荣期,其特征表现为文献整理成绩巨大,种类丰富,诗学内涵深厚,并与社会文化和创作风气显出深刻的互渗性。     

试论苏州杀降事件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尾声之际,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杀死了向他投降的太平天国将领及其部众,并将苏州城洗劫一空,这次屠杀行为史称"苏州杀降事件"。此次杀降事件对太平天国、清王朝以及英国侵略者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对这些影响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明代会试初探

在阐述唐、宋、元三朝会试的基础上，探讨明代会试简况及特点，指出：明代会试是宋元会试的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名额按地区来分配，会试分为南北中三色试卷，较前有一定的创新。     

试论苏州杀降事件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进入尾声之际，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杀死了向他投降的太平天国将领及其部众，并将苏州城洗劫一空，这次屠杀行为史称“苏州杀降事件”。此次杀降事件对太平天国、清王朝以及英国侵略者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对这些影响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赵孟頫仕元问题再探

赵孟頫仕元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热点话题。赵孟頫同时代人的一些误记,无非是表明宋末遗民对赵孟仕元的厌恶态度,然而分析有关文献,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时人对赵孟的态度,应该是鄙薄与宽容并存。在当时异代之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条件下,赵孟頫的仕元有着极为特殊的自身因素和社会背景,其中有出于自己人生价值取向方面的考虑,但出于孝道方面的原因也不可忽略。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从守节彷徨走向消释超脱——论蔡松年文化人格的转变

蔡松年是金代前期的重要文人, 他的词风开金代百年之词运。他的一生, 经历了一个由不愿仕金到被迫仕金再到情愿仕金的过程, 其心态及其文化人格也经历了一个守节—彷徨—消释—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 正好体现出朝代更迭之际改仕新朝（尤其是改仕异族王朝） 的封建文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有着极为典型的意义。本文对这一过程作了细致的考察与评析     

龚鼎孳的才气、性情与学识——从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定山堂诗集》序文说起

文章依据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定山堂诗集>序文,评述了合肥诗人龚鼎孳的地负海涵、掞天鸿藻的才气,体恤穷交、弘奖英俊的性情和笼挫今古、博物洽闻的学识.龚鼎孳在明清易代之际因迎降和仕清而被称为"贰臣",其文学成就也一直为评论者所贬抑.文章通过分析论述龚鼎孳的生平、仕宦经历与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认为应对才华横溢并在明清皇朝政...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试论文璧降元问题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在宋亡后降元,后人对他褒贬不一。宋亡前,文璧是个合格的忠臣孝子。宋亡后,他为保护文氏家族,弥补文天祥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被迫降元;对此,文天祥内心虽有矛盾和痛苦,但实际上已经予以默许。文璧降元固然是对宋朝不忠,但也不必深责。因为在元朝统一中国后,历史任务有所改变,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再以是否忠于宋朝为标准。文璧在出任元朝地方官后,为保护南宋遗民、恢复战争创伤和安顿文氏族人尽了全力,对元初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仍是个值得肯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