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国家义务

文化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主体虽然是不特定的,但从伦理和法律上可以推知国家应当承担主要义务：国家义务包括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作为两个方面。消极的不作为主要指国家不得利用其权力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肉体上或文化上的灭绝或同化,也不能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歧视待遇或排斥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国家的积极的行动包括适当立法、采取优惠政策和特别措施、提供资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促进充分参与、“正当关护”和加强国家合作等。     

参与、权利与受照料儿童

如何确保与家庭分离(因各种原因不能和生身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不仅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个体发展,而且对于那些直接影响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和事情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是得到国际上公认并日益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 儿童的参与在过去十年已经显现出更大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内在关联的原因。第一,是1989年由世界上除两个国家外所有国家     

德语世界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概念发展脉络与相互关系——兼论社会工作的教育学取向

欧洲大陆德语国家的社会工作与众不同,其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多个基本概念并存以及社会工作有着鲜明的教育学取向.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概念并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教育学最初作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职业分支领域,是对家庭日益弱化的社会化功能和教育功能所进行的一种补充和替代,而社会工作最初作为面向成人的救助性工作和福利服务工作,是对家庭日益降低的社会保障功能所进行的一种补充和替代.历史上,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是分开发展的、成为两个不同的职业分支领域.社会教育学发展成为一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它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当今,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已趋于交汇和融合,但同时保持其各自独特性.两者的共性在于:个体和家庭的社会化任务由社会和国家承担、两者均致力于减少社会困境.对两者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显示出:德语国家的社会工作有着鲜明的教育学色彩和取向,当然这一取向基于对现代教育学和广义教育(而非狭义教育)思想的理解.     

残疾儿童的社会参与及促进

儿童社会参与内涵界定儿童的社会参与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功能性的社会参与,二是权利参与。儿童的功能性社会参与指的是儿童与社会的关系,如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儿童与同伴的关系,儿童与生活环境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参与的范围逐步扩展,逐渐从私人范围扩展到公共领域。     

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维度与未来面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界对新兴权利的研究已日趋成熟且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为深耕法理、拥抱科技、聚焦司法和关怀社会四个方面的内容。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化，其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更为成熟；科技进步拓展了新兴权利的研究主题，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兴权利、信息与数据权利、基因权利的研究日渐丰富；司法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兴权利的研究立场经历着从立法到司法的转向；民生与社会权利始终是新兴权利研究不变的主题，社会权的性质和内容更为清晰，社会弱者权利得到了更多关注。以此为基础，今后的新兴权利研究应继续突出时代主题、深化理论研究、注意研究方法、侧重交叉学科，以期实现研究水平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试论农村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现状与提升策略

农民在农村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不足,总体体现为被动参与状态。这归因于农民在观念上欠缺整体性的认识,环境权利意识薄弱,农村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不明晰等。将农民的公众参与由被动化为主动有三大策略,包括健全农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的环境权利意识;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激发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农村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丰富公众参与渠道等。     

收容遣送制度变革:动因、障碍与启示——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三维分析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对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和障碍进行经验总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更新与社会观念进步、法律冲突与制度异化、公众参与的"倒逼"效应。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障碍主要包括: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制度路径依赖的制约、执法者的行为失范。变革的启示主要包括:观念变革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前提,制度结构优化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核心途径,行为改善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诉求。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社会民主、半国家与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民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社会民主,这一思想同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强调国家形态的民主,继而确立民主集中制,并且把重心放在集中上,这同创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俄国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有关.值得重视的是,列宁后来在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时,提出了"半国家"的重要思想,这是对社会主义背景下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已经不在集中了,党员的主体地位、权利的享有、集体决策、对权力的监督等,成为治党和治国的突出追求,而这正是我们党在追求科学发展中推动政治发展的取向.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轻刑犯权利禁限问题应对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

对轻刑犯在服刑后的社会权利进行限制或禁止，有利于犯罪特殊预防，但是这种权利禁限在我国缺乏明确和系统的法律规定，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有关原则并不相符，且对服刑后的轻刑犯及其近亲属均造成了一系列不利的社会后果，使其无法正常进行有关从业、受教等活动，影响乃至阻碍了其参与社会治理，既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也不符合我国当前乃至未来的人口现实情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社会现实情况，从国家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出发，予以改进。对轻刑犯的权力禁限问题，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区分情况，分门别类，采取适当和合理的具体措施，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     

五措并举:构建困境儿童分类保障体系

正举措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政府主导和社会自治相结合是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良性模式。一方面,对困境儿童的特殊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义务理应由国家主导,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基于有限政府的原则,需要引入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力量共同参与,从而更好地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和保障。一是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措施,确保财政资金的投入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合理分工与配合;二是大力发展儿童基金会等相关慈善机构和广大社会组织的力量,使社会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权利与权力关系研究

权利寓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简单产品交换之中,而权力则是国家的内容,因此,权利的发生早于权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应地,权利决定权力,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争取权利(人权)的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权力应当维护和促进权利的现实化,而非压抑与侵犯权利。经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语),其目标为共同富裕。大同世界是通过国家回归社会、权力回归权利及国家消亡和实现人类普遍权利来达到的。     

从环境角度浅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自20世纪2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被明确提出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企业已经由最初的只承担经济责任转变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给予的权利越大，其所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就越大，利润最大化已经退变为企业的第二位目标。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私主体参与社会救助之公法原理

私主体承担社会救助,能够通过契约明确受救助者与救助提供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受救助者的人性尊严,并透过受救助者的选择来提高满意度,诱导社会救助服务更具效率和质量。私主体通过公办民营、民营公助、授权、委托等多样化形式在事业层面和决定层面参与社会救助,原有的政府职能转而由私主体来承担,行政以私法手段实现目标的措施日益增加,引起法律关系从"国家——社会"之二元对立转向"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合作。这种私主体参与社会救助仍需受法的统制,国家应通过行政法让市场主体更加负责,并负有担保责任和接管责任。     

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研究

享有社会救助是农民工的一项权利。国家和社会正在共同解决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要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必须走法治之路,进一步增强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责任和能力,继续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的作用。农民工在得到社会救助之前和之后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研究

享有社会救助是农民工的一项权利。国家和社会正在共同解决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要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必须走法治之路,进一步增强国家对农民工社会救助的责任和能力,继续发挥社会力量在农民工社会救助中的作用。农民工在得到社会救助之前和之后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