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

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线索中:一是在单部诗话之体上,有“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之体的承传;二是在诗话汇编之体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诗话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我国古代诗话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古代诗话多方面价值的展开。     

寓体系于漫话——论王夫之诗歌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诗论绝大多数是以诗话、诗评、书信、札记等“漫话”形式表达出来的。因而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虽然用只言片语发表了隽永可喜的意见,却不成体系。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某些诗论是具有寓体系于漫话的特点的,本文试以王夫之诗论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一王夫之论诗的主要著作是《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南窗漫记》(以上三种合称《姜斋诗话》)和《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另外,在他某些诗词的序言里和不少哲学、史学著作中,也有涉及诗歌的言论。《姜斋诗话》与一般诗话体例相同,分条论诗、论人;《诗广传》是他读《诗经》的札记,涉及范围很广;三种评选中的评语皆因诗而发,互不相属;其他著作中论诗之处更是一鳞半爪,了无关涉。从现象上看,他的诗论不过是这些漫话的集合而已。     

诗话之定位与诗话学献疑

诗话的定位，应该是个“混合体”就内容言，既论诗及事，又论诗及辞，而且是辞中及事，事中及辞。就风格言，又介于“严肃”与“游戏”之间，轻松的笔调蕴藏着重要的诗理，严正的批评又带些诙谐的成分。就体式言，诗话属于一种学术专著。“诗话学”尚未被学界普遍接受；“东方诗话学”更缺乏强大的理论支撑。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论明代诗话

诗话崛起于宋,徘徊衰落于元,至明代而复兴,出现了第二个诗话创作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明人诗话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凡十七部,未名“诗话”而实属诗话之体者凡三十一部,合计著录为48部.据本人所编纂的《中国历代诗话书目》所载,明代诗话已知见书目多达一百七十余部,其中以“诗话”名书者凡48部(含诗话集),未名之“诗话”的论诗之作凡130余部;而据台湾大学博士生连文萍说已收明诗话二百部之多.今杭州大学周维德编纂有《全明诗话》丛书.系继郭绍虞先生之后诗话整理的补阙之作.所以,从其数量来看,明代诗话并不亚于宋代诗话.然而,明代诗话又产生于朱明王朝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之中,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因而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     

张戒“意气”说浅论

张戒《岁寒堂诗话》在诗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它的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多数研究者都简单地把张戒作为“言志为本”说的倡导者,而忽略了张戒对儒家诗学理论的创新。张戒论诗的创新之点,是在传统“诗言志”和“文气论”的基础上,把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意气”说,并由此打通了传统诗学“志”与“情”之间不可逾越的道德屏障。     

《姜斋诗话》的启示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兼诗人,曾对诗歌特点作过不少精辟分析。王之诗论主要见于后人为他编纂的集子《姜斋诗话》。他论诗的意见是多方面的,最精辟之处要算对诗歌中情景关系的阐述。情景关系在诗歌中的重要位置,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唐代诗话理论概观

我国在唐以前就有了诗学传统的渊源。它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先秦著作中的论诗之语到《诗大序》、钟嵘《诗品》等论诗专著；一是从先秦著作中有关诗事的记载到《诗小序》、《世说新语》中有关诗人言谈轶事的记载。这些都为唐以后诗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唐代大量笔记小说中有了诗人奇闻轶事的记载，并由笔记小说发展分化，出现了纯粹记录诗人言谈遗事的本事诗，成了唐代诗话的前身。本事诗之后，唐代出现了用笔记体写成的、集记事和评诗为一体的诗学著作——诗话。它以轻松灵便的笔调，随笔漫录；以亲切平易的文风，道出重要的诗学内容。根…     

论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

清代以来就有人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论诗虽归宗李、杜,……亦是王(维)、孟(浩然)家数”(黄宗羲《张心友诗序》),名为学盛唐,准李(白)、杜(甫),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唯在兴趣,于古人通讽喻、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会”(许印芳《<沧浪诗话>跋》)。这些说法在当代学界中颇有影响,如敏     

刘宋文学研究评述

对刘宋文学现代意义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前后，由于文学界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发展，学者对刘宋文学的关注由诗文扩展到小说等多种文体，由文人作品转向民间作品等多个层面。其后关注研究的学者增多，至21世纪前后，研究达到了高潮。刘宋文学研究的特点体现在，文献的蒐集与文学研究互相推动，形成了刘宋文学研究的繁荣；研究不均衡，就作家而言，选题过于集中在重点作家、作品，对次要作家关注不够，而就文体而言，刘宋作家及诗文、小说作品现存较多，现有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尚无学者对刘宋文学进行整体的把握与研究。     

《长恨歌》中的“芙蓉”与“梨花”意象探析

"芙蓉"与"梨花"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意象。本文对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出现的意象迥异的两种花——芙蓉和梨花展开分析,重点阐述它们在诗中所包含的文学意蕴以及在文学叙事方面的重要功能。     

学理与诗意的闪光融合--试论宋生贵的文艺批评

宋生贵的文艺批评实现了学理与诗性的闪光融合其学理性体现于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去观察文艺现象、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家作品,以及评论文章中翔实的论据和雄辩的论证;其诗意表现为批评话语的形象美、情感美和音乐美.     

含蓄美学观的历史发展

含蓄是诗艺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吸引人的地方。刘勰对隐秀的研究,打开了人们对诗艺作更深、更广思索的闸门。孔子所说＂举一反三＂和老子所倡＂大音希声＂,是隐秀说的滥觞。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则是将含蓄说与西方文论进行融通研究所提出来的更具有时代意义的崭新成果。隐秀说涵盖了原创者的一次创造和鉴赏者的二次创造,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论散文诗文体生成的三种形态

散文诗是人类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共生文体,早期在各个国家的文学中平行发生,19世纪中期以后才相互影响。由于所处的国度不同,散文诗文体生成也各有特色,法国偏重于由诗向散文靠近,英国主要是由散文向诗靠近,美国散文诗创作既有诗人,也有散文作家。散文诗更多地源于诗、源于散文或者是诗与散文的融合,正是世界散文诗在文体形成过程中的代表形态。这也决定了不同国度的散文诗或偏重于诗,或偏重于散文,或者二者兼顾的文体差异。     

“我亦谈诗子深许”——郭祥正诗论发微

长期被隐没的郭祥正 ,不仅有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 ,而且喜欢谈诗论诗。郭氏诗论 ,所涉范围很广 ,诸凡诗学、诗体、诗韵、诗法、诗思等 ,皆所涉及。其诗论倡“椽笔发清唱” ,又主“兴寄” ,不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而且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宋诗的发展 ,对宋代诗论体系的形成 ,都作出了贡献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怪圈——明人何以贬宋诗?

明人贬宋诗 ,在思想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表现在 :将宋人的爱讲诗法与宋人的诗创作割裂开来 ;将宋诗的突破声律与不讲声律混淆起来 ;将宋诗的“文”与“质”对立起来。这种认识上的偏激 ,在具体对待唐宋诗的问题上 ,以唐诗作为取舍宋诗唯一标准 ,合则取 ,不合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