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生观念之比较

从命运观、生死观、不朽观三个不同层次中，可以看到中西传统人生观的两大根本差别：一是西方人立足于个性看待人生，中国人则立足于社会关系看待人生；二是西方人力求以超越的眼光寻求人生彼岸的终极关怀，中国人则始终着眼于现实世界，看重世俗的历史关怀。     

生命永恒:文艺与民俗同构的人生契点

文艺审美离不开生活的对象化。具有久远文化历史的民俗，因其反复呈现的惯制形态，即博大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最有审美价值的创作对象。尤其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人生礼仪和信仰民俗，更因其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而成为文艺民俗审美的天然“原型”和“母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生民俗的出现和“阴阳转换”观念的形成，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不死并万代传承的心理企盼。它表明了人类对生命悲剧的意识和超越此悲剧的世俗努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民俗与艺术构成对人生悲剧的超越的同构契点，成为艺术家对人生民俗特质审美认知的导人…     

世俗文化时代的价值迷乱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目前正进入世俗文化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承认世俗文化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对世俗文化采取一种堆着笑脸、一味抚摩的认同态度。面对世俗文化利弊俱生的现实困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化研究者，是很有必要保持一份理性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的。世俗文化在不留情面地消解了陷入僵化的意识形态文化以及虚伪的精英主义话语的同时，也制造了转型期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迷乱。 　　一、全面消解后的意义废墟 　　世俗文化在粗鄙的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怂恿下，高举平面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大旗，以其反叛一切的文化姿态…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越南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苏轼"自我超越"人文精神生成的多重因素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之一,是全才式的大家,有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苏斌的一生是超越自我、超越困苦、追求人性提升的一生.深入剖析苏轼的艺术作品和人生态度,我们会发现他思想中不断发散的人文精神光芒,他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质疑、求索和试图超越这一过程的自觉意识恰恰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是他人文精神的内核之所在.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试论苏轼文化人格的建构

苏轼是中国古代封建文人的生存典范。他多方面吸收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对人生进取和独立自由有益的因素，使之完美地体现在自我的人生实践中，构建了自我的文化人格，悲剧性地实现了儒家思想关于人的社会价值追求。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极深远影响     

会通与疏离：论沈从文与道家文化关系

沈从文思想与创作都与道家文化有着较为鲜明的关联。其人生境遇中山水自然的滋养,虚己待物的性情．形成了他与道家文化会通的基础;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对湘西边地的表现,从正反两面深契了道家精神。但时代的影响,视阈的新变,让他最终疏离并超越了道家的局限。     

宗教超越与艺术超越

宗教与艺术二者同为人类古老、深沉、高级的精神活动的典范表现，有着解不开理还 乱的综结。作者就二者对世俗世界的超越性这一特征进行了比较。就共性而言，首先，二者 均强调对世俗世界状况境遇的突破与超越，并经由此突破与超越，实现人生境界的根本转变 ；其次，二者对物质性实用功利均采取规避的态度。就差异性而言，宗教往往在人之上悬设 出超越的救度者，而艺术将救度（者）置于人之内；宗教的超越借助于信念，而艺术的超越 借助于想象；宗教超越实用功利是因为有一个精神性功利目的，属自觉行为，而艺术超越功 利是自发性的，在精神性功利追求方面，艺术比宗教更超然。     

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宋代士林风气

在宋代商业经济和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士林风气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     

毛泽东抉择中国革命道路的文化思考

毛泽东所处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进行彻底改造的人生奋斗目标。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在长期对中西文化的自觉的批判和选择中，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抉择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创造性的文化变革的实践活动，不仅使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类意识”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创作渗透着“类意识”,这种“类意识”有着特定的内容。“类意识”主导着沈从文的创作,这是他契合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超越时代,超越一般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的“类意识”的确立来自于五四新文化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得力于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另外又得力于他对人类学的关注。     

论“趣”的文化根源

“趣”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美学范畴，具有多种内涵和风貌。所有这些内涵和风貌都离不开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这一文化基础包括儒家游艺尚文的人生风范、道家逍遥出尘的人格精神、文人清玩的习性与有所痴迷的性情、古代和民间艺术稚拙真率的魅力、明清以来追求世俗生活享乐的现代趋向等几个重要方面。在最后一方面，“趣”这一古典美学范畴实现了与现代美学与艺术的直接接榫。     

苏轼超然思想的精神内涵及其演进

苏轼的超然思想是其对于风雨人生持续深入探求的结果。从中可以见出其超越世俗、反省自我的努力;由超然物外到臻于物化的深化;由超越艰难人世到超越死生的追求;而其以精神智慧化解种种困扰,理得而心安,一怀浩然之气是其超然思想的基石。     

从“为古人申冤”到“复兴中国文化”——钱穆人生哲学发展脉络述评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生观问题,人生哲学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问题的凸显,既是"救亡图存"实践的当然结果,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钱穆早年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对于文化问题的集中讨论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50年代始有讨论人生的专著问世,但是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却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民族、文化、生命悲剧意识的交织——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超越传统文学的个体和群体的审美文化自觉。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审美意识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悲剧审美意识主要体现为以悲剧的理念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感知传统文化的负面对于现代文明的阻拒,探究人的价值的毁灭以及民族生存困境缘由,是一种既具个体色彩更具群体乃至时代色彩的悲剧情思。浓厚的民族意识、文化悲剧意识和生命悲剧意识,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中国古典人生价值论──从人生价值论中国文化和历史

中西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之深层原因在于人生价值观。中国古典人生价值论是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源初性基点。中国人从天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构造出人文性与现世性的人生价值观，由此演绎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与历史。     

论张申府的文化观

张申府的文化观,在"五四"以来的诸多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观点中,另辟蹊径,别具一格.他会通中西,融贯古今,提出了富有创意的"辩证地综合"的中国文化建设观.他折中中西,超越了保守主义的中国本位文化观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观;他提出了文化建设方而"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问题,既坚持了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又体现了世界性.     

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

白居易是中唐时代一位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心态、思想极为复杂的一位诗人。他的一生中，兼济与独善、仕隐与出处、讽喻与闲适充满了矛盾与斗争，他既有儒家的积极用世、博施济众之心，又有道家的安贫乐道、虚无恬淡之趣，更有佛禅的看破红尘、超越世俗之意。而这各种矛盾又是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就使他的诗文创作与人生追求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白集》中《醉吟先生墓志铭》有一段话，对白居易这种复杂的思想与心态有一个简要的说明：乐天幼好学，长工文，累进士，拔草、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     

中国传统美学的内在精神与当代美学发展的困境——朱良志教授访谈录

曾几何时，美学是我国学术界、艺术界乃至整个文化思想界的热点话题，谈论美学、探讨美的真谛也曾经是社会上流行的语汇，但上世纪的几次美学热的余温似乎并不能掩盖如今美学研究的沉寂状态。如何看待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如何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神，如何面对美学学科的当代困境和未来走向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困扰当代美学学人的基本问题。朱良志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美学思想资源的挖掘与阐释工作，对中国艺术有深厚而独到的见解。他提倡研究中国文化要因其固然，提出中国美学是生命超越的美学等重要理论。他指出，中国传统美学的智慧可以给现代人以启发，可以帮助个体安顿心灵、超越感性与欲望。他对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精神的揭示为当代美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视角，丰富和深化了美学理论，为美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