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规则意识与可能路径

网络族群文化具有诙谐性、亚文化性、社会冲击性、两面性及可塑性等基本特质,其兴起与扩张内蕴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由此形成构建和谐网络文化的存在论逻辑.以法治精神与伦理精神为基本内核的规则意识是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价值基石,由此凸显其内在的理性精神.立足培育适合现代网络族群特质的和谐文化理念、培养内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实践理性、引领网络族群自觉地培育健康向上的伦理素养与现代交往规则意识,是探求构建和谐网络文化可能路径的基本立足点.     

政务微博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微博在当今社会中传播的快速性及交互的广泛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微博作为"自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逐渐成为与新闻网站、论坛、博客并列的主要网络载体,数量众多的政府公共部门和公务员也利用微博来了解民意、公布信息、与百姓互动.但政务微博在当前的应用并不完善,因此需要对公共管理中政务微博运用进行认真地研究、分析、评估,逐渐将其完善.     

网络时代的微博问政

网络是科技发展和知识交融的智慧结晶,是人类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虚拟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对接平台,也是国家公共治理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作为当下公共生活的重要元素和载体,网络引领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不断促推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空间的公共化.而微博的出现则加速网络公共领域的衍生与扩张,根本性地改变着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结果和目的.随着政务微博的涌现和公共议程的设置,网络民主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在改善着国家治理的结构与进程,微博行政考验着政府官员的执政情商和治理能力,或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微博问政方式将成为新的政治增长点.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     

自媒体的本质: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

博客、播客、微博等自媒体是网络世界的新生事物,因为可以自由上传、下载与自由言论等而广受青睐.自媒体的四类传播者、自媒体“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属性、自媒体“潜传播”下的即时信息发布与获取的核心功能,是自媒体作为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能够一出生便风华显露,并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     

“失衡的舆论场”：微博场域中的政府、民众与媒体的角色路演及话语表达——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

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共事件中,微博往往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争夺话语权的场域。本文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政府、民众和媒体在新浪微博的差异化明显的话语表述和角色呈现,研究解释了作为利益关联者的民众、作为事件观察者的媒体以及作为事故处理者和信息管控者的政府在微博中的话语表述方式。由于三者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微博场域中舆论失衡,最终使得讨论难以走向理性交流。     

文化寻根的一种哲学尝试——卡西尔神话与语言研究述评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文化哲学体系是本世纪哲学思维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体系的逻辑取向就在于从“理性的批判”转向“文化的批判”,即由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模式跨入当代学术氛围。而在卡西尔的整个文化哲学体系中,神话与语言研究又是上述逻辑取向的一个基本着力点。本文即想围绕这一基本着力点展开评述,试就一个主要角度去估价卡西尔文化哲学观念的现代意义。     

中美博客发展之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比较探讨

在美国,博客已经成为一个颠覆传统媒体的准媒体,并在政治生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中国的博客却不断地受到色情化和商业化的侵蚀。政府的态度和操作理念的正确与否往往在技术的发展顺利与否当中担当有力的角色,博客也毫不例外。博客应建立多元的文化,以及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空间,尽可能地免受商业化的污染。美国博客体现出来的是理性、知识自由的文化精神,而中国的博客却集中体现消费主义与媒介炒作的共谋。最后,从国家政策、传统媒体行为、商业前途等方面为中国博客的发展提出建议。     

局部性公共领域的扩展:Web2.0时代我国网络公共领域浅析

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往往使公共讨论流于形式,而网络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新机制,特别是Web2.0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理想的论辩环境。有关热点事件的微博讨论展示出网络讨论的公共性、开放性、批判性和理性色彩,这表明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已初具形态。相对传统的传媒公共领域而言,这一公共领域在地域空间和议题范围上都有所扩展。尽管如此,这一公共领域仍然是局部性的,它对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仍然有限。     

信任与公共性

当前社会转型期,信任需要走出以私人交往为背景的传统信任,并迈向公共生活。公共性交往的扩大,需要公共性信任的支持。如果公民具有公共理性下的对等性尊重,从“我之信”到“他者之信”中型塑我们的公共性信任,使得我们在公共性交往中既保有个体自主性或私人德性的同时又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共同遵循公共性基本要求。这种相互需求的信任机制,恰好为公民道德的育成提供了最好的长成的合理性。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公共性实践的逻辑与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的意义结构——现实个人的自主活动与马克思社群共同体的理想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集中体现着其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价值理性表达,表现出其以作为类整体的生存本位为依归之“公共性”追求与宏大、深邃的文化人类学视野;“共产主义”从多个层面标志着马克思的公共哲学观念或者这种哲学的“公共性”品质人与人关系维度上的个性自由、人与社会关系上平等主体间交流理性基础上的公共主义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的生态公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是一种真正面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创造性的公共实践形式。马克思对劳动异化之谜的破解,揭示了“公共实践”的渊源和旨趣——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着的“意义结构”,彰显着作为一个社群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论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理性缺失

政治宽松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孕育了脱离权力控制的人际交往空间和展开公开讨论的人际交往模式--博客社区.在大众传媒受权力机关把持、与利益集团合谋成为公共领域的颠覆力量之时,博客社区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但是,从公共领域的三个要素--主体、媒介、共识来考虑,会发现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建构缺乏理性基础.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测度与运行效果——基于149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以问责程序为视角,通过对2008—2014年人民网舆情频道案例库案例的定量分析,测度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研究发现,网络行政问责发起、处理的效率逐年提高;发起工具主要是网络论坛发帖和微博、博客曝光;问责内容侧重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恶劣言行”“选拔任用”“生活作风”等;问责原因以违反执业规范和行政违规为主,多属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问责对象指向处级以下领导干部;问责结果多涉及停职和免职等.结果表明,网络公众和传统媒体不断融合,共同促进问责效率提高;建立从网络公共舆论到党政部门启动问责的衔接机制,细化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     

微博空间中“公众阅听人”的重构

以新媒体微博事件为例,分析了微博空间构建"新公共领域"的文化逻辑在基于微博空间而发展起来的新公共领域中,公共阅听人的思想与行为已经超越了传统"传—受"理论模式的受众概念及其经验,理解微博空间中的公共阅听人,要遵循公共领域的解释逻辑。进而认为,如何构建理性的公共阅听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微博空间的治理之道,其根本是建构起新媒体时代所要求的理性的公众阅听人,而加强和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是达此目的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