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建设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论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途径

对话理论是当前我国文艺学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通过中西文论的对话 ,我们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异质文论的对话首先应该掌握“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两条基本原则。中西异质文论对话主要有以下四种具体途径与形态 ,即“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不同话语与相同语境”、“话语互译中的对话”和“范畴交错与杂语共生”。     

中西文论对话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论文根据目前理论界论述的焦点和争论的问题对中西文论对话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目前理论界忽视的亟待澄清的几个重要问题。缺乏对现实文学人生的关注,陷入自我满足的游戏之中正是目前中西文论对话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从《文心雕龙》的研究看中西文论对话

本文通过对中西文论对话发展史中几部重要著作的分析 ,对中西文论对话及《文心雕龙》低迷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 ,认为理论界现实问题意识的匮乏 ,对中外重大理论的内在联系、对中外古今文论连接的必然前提缺乏必要而深入的思考 ,是目前中西文论对话研究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对古代文论现实意义的思考 ,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反思是我们目前从事中西文论对话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对此问题的任何回避和忽视都将使自己的结论和前提建立在虚无的纯粹之中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本文通过中西文化异质性的比较，分析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色及其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并进而比较中西文论的不同特点，说明我们应在深入把握中西文化异质性的基础上，来寻求文学理论的通约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以建设当代文艺学。     

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共存于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学术话语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交流与对话。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影响关系。通过比较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而西方思维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建构主义文论再反思

建构主义从本质主义的实体性思维转向反本质主义的生成性思维,建构主义文论无意于文学或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转而关注建构其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从而走向了文学的知识社会学或文化政治学。建构主义文论的学理依据主要包括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学、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建构主义文论在破除纯文学研究和纯文学理论幻象方面是有功绩的。但是,建构主义文论也只是建基于后现代哲学基础之上的一种文论形态,具有回避文学内部研究、反人文主义、缺乏价值论维度等理论缺陷。故其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即只适用于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不是对文学本身的研究。     

中国现代“生命-生态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鉴于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具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我们确立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这一论述框架;在此架构中,对中国现代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的演进历程进行描述与阐释,我们发现:如何在接受域外文论影响的同时,对其加以规训,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我们还发现: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其他亚传统一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几个普遍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融突和合"这一转化机制:从对域外文论的介绍、翻译、阐释,到批评实践与理论创造的过程,正是消弭中外文论冲突、融合创新的过程。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道德理由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对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反思

道德理由是道德哲学的重要议题。从康德与休谟的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之争,到今天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随着道德哲学的演进,在道德理由上争论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从论证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内在主义注重道德理由与个人行为动机之间的直接关联,却忽视了道德理由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强调道德理由必须要尊重外部的道德原则,却往往无力激发行为者以此行事。从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来看,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其实是反映了个人偏私的特殊性与不偏不倚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一个更加合理的道德理由必须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既是内在主义的,也是外在主义的。     

对古代文论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论的个体性、体验性、模糊性的诗性话语方式使其难以获得理论的传承性,从比较文论的视野看,古代文论不适合现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科建制.在建设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时候,东西文学理论都是思想资源,但中国文学理论最终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融通上.     

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种转折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使中国文学理论走上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之路。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然而,在这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至21世纪),对“以西代中”的反思与检讨,则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似乎又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即在融会中西文论的过程中,以我为主地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这个转折已经初露端倪,它将何去何从,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

1995年,有感于中国文论的严重西化倾向,学术界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一个折射着百余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论题,人们有理由期待着取得较大的学术实绩.但遗憾的是,持续了三年多的争鸣很快降温,具有实质性理论突破的学术成果似乎并不多见.     

从“时间性”论“本质主义”文艺学的终结

相对于作为"意识形态文论"与"审美意识形态文论"逻辑起点的"主客二分","审美生活"或"文学生活"概念理应成为"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终结之后"建构"的起点;为此需引入"时间性"角度,才能真正解决"主客"如何"不分"的难题,以及"主"与"客"的构成状态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建设的尝试--刘若愚之诗学系统理论及相关评论

在中国文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刘若愚先生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始终扮演着一个既有启发性又广受批评的角色。其启发性主要体现为: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确立了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定位分析方式,并在中西文论比较之“异”的对话中通过发展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框架而建立了中国诗学的系统理论。不过,他的研究因为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理论逻辑也广受批评,从学界对于刘氏框架本身的批评以及中国文论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国文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以及历史脉络中文史哲贯通的考察,乃是探讨复杂的中国文论体系及其理论生长机制的重要维度。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是在与西方文论互动中进行前沿思想对话的。在全球化语境中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明显的 ,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论界不能提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思想。从生态美学上看 ,这种对西方文论播撒脉络的考察 ,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正是在这种对话中 ,中国当代文论的真实状态和前沿问题呈现出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清理当代中国文论的前沿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 ;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空间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精神自觉 ;西方文论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 ;在后现代多元化和边缘性中坚持“文化互动” ;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 ;传媒文化与中国思想传播 ;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有三大传统:一是工具主义传统,二是审美主义传统,三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诗文评传统。这三大文论传统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某一方面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但是到了现代,中国古代文人逐渐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相应,上述三大文论传统也各有其不同的命运。     

理论中心、反本质主义与文论重建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反本质主义的引入及其造成的巨大冲击,对于破除与解构僵化思维及话语霸权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理论中心"的强制阐释运思模式与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解构策略上,也体现在它所谓的"建构主义"重建思路与"关系主义"重建思路之中。而这也使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重建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相疏离,并表现出自身理论构建的无力与不足。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必须从认识论根源入手,重新恢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回归到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对现成理论结论的文献式演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实践根基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促进自身理论的健康发展。     

异域中国文论西化的两种途径——世界主义文论话语探究

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是极具活力的世界主义话语的发展,而文论中的世界主义话语则构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具有丰厚文艺传统的中国文论,已经介入这个历史进程中并留下了自己的辙印.百余年中西文论冲突与交汇的历史经验,可概括为"两种西方文论与两种西化".中国文论在西方异域的西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诗人和作家自觉地接受中国独特的文艺思想,有效地运用于文艺创作并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学者和理论家们从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并尝试采用适当的译介策略,让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文论.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民族的跨文化资源,是通向世界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有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