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戈铭文历朔研究

晋文公铭文“岁之禁车戈”是车戈的名称,此戈非西周晋釐侯四年之物,也非周妖王四年和晋武公四年之物.铭文“初吉”是实际历日而非吉日习语.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使用周王纪年的情况看,此戈铭文所记历曰符合周顷王四年六月的历朔.     

启封戈

一九七五年三月旅大市新金县元台公社后元台大队的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青铜戈、青铜矛和青铜短剑各一件。其中戈、矛有铭文。戈的正面铭文是:“二十一年,启封(立命)(令)(广邑隹)(广乡隹)工师钞冶者”。背面有“启封”二字。根据戈的铭文,我们将此戈定名为“启封戈”。“启封”应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属地,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名为开封。《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开封县,战国魏邑。〈史记·韩世家〉记,韩釐王二十一年,秦攻大梁,‘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故城在今河南开封县南五十里。”启封戈是魏国之器,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至于它是怎样到了辽东半岛?亦有史籍可证:《史记·六国表》记:“魏安釐王五年击燕”,《史记·     

五祀卫鼎新释

载之司约职官掌管职事范畴 ,属“治地之约”。铭文书写职官应为司约[6] [7] 。五祀卫鼎新释@王长丰$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河南郑州450052~~~~[1]庞怀清,镇烽,忠如,志儒.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报告[J].文物,1976,(5). [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M ].中华书局,198612. [3]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M ]文物出版社,1986. [4]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A].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金文论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5]王长丰.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及其世系研究中的一个误区[J…     

燕王铜戈研究

燕国之燕,史籍皆作“燕”。西周金文作“匽”,或作“匽”。战国时期,“匽”字加邑旁,书作“郾”,这已由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得到确证。 燕国自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称王后,燕国的青铜兵器上,绝大部分都铸有燕王的名字,这对考证《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之世系中失去王名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燕国自燕易王称王后,经历了燕王哙、燕昭王、燕惠王、燕武成王、燕孝王和燕王喜六代。过去出土的燕国青铜兵器上铸有王名的有:郾王职、郾王戎人、郾王(吅言)和郾王喜四代。这四王的青铜兵器出土不少,都散见于过去的著录中,如: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陈介祺的《(?)斋吉金录》,端方的《陶斋吉金续录》,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及《易水金石志》等。 解放后,燕下都遗址又出土了郾侯载戈、郾王职戈和郾王喜戈。1973年4月,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又出土铜戈108件,其中铭文清晰的计有:郾王职戈24件,郾王戎人戈37件,郾王(吅言)戈16件,郾王喜戈8件,总计85件。 本文根据这批铜戈的资料和已发表的或见于著录的资料,对燕国的铜戈形制、名称做一初步研究,并对这四王的世系做一初步考证。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爵名释例”质疑

《学术月刊》今年第4期有束世泟先生的“爵名释例”一文,副题是“西周封建制探索之一”。作者认为《春秋》一书中所记载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西周封建制的等级制度。我们不赞成这种说法。在束先生看来,“五等爵是西周封建等级制一套整个体系”。他的根据是春秋,他说:“各国间朝聘盟会必用原来封爵,史官的正式记载必用各国封爵,这是我们可以依据的资料,现存只有《春秋经》,其中所记各国爵     

曶鼎王年考

已见有历日铭文的西周铜器中,唯曶鼎王年说多纷繁,实有深究的必要。铭文分三段。首段记王命曶司卜事及作器,次段记小臣允的讼事,三段记匡偿所寇禾事。前两段分别记有历日,后一段用一“昔”字交代,明确是追忆往事。二三两段又是两个独自的讼案。作鼎者为曶,三段的文字都与他有关。关于曶鼎铭文的最新考释,可参阅李学勤同志《论曶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注1)曶鼎铭文载有王年、月日干支、月相,作器的年月日似不难推求,但仅前段历日“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与次段历日“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就有许多不好解释的问题:     

论《中鼎》及其铭文虎方的相关问题

《中鼎二》、《中鼎三》是北宋时出土的西周重要器物,其铭文与我国南方地区古代历史密切相关。历来对《中鼎》制作的具体年代、历史背景、铭文内容及所涉史实,学术界的认识存在歧异,至今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尤其是器铭中之“虎方”问题,更为南方地区古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笔者前曾就先秦荆、楚、巴及“虎方”的有关问题撰文陈述已见,承蒙学者们议论。其中批评者的意见更促我思考,今以此文作答。     

盠作骡尊跋

此尊铭文,已由段绍嘉何汉南二同志作考释,载在人文杂志创刊号。邦怀有所补充及不同意见数事,今条列如后。铭云:“王初执驹于(厂干攴)。”段何二同志云:“周礼校人”:“春祭马祖,执驹。”注:“执驹,无令近母,犹攻驹也。”铭文中执驹似有牵驹意。邦怀按:郑玄注:“玄谓执犹拘也。”尊盖铭文:“王(?)驹”之(?)字,右旁虽不可识,然从系可辨,左从句,盖为絇之繁文,絇、拘同声,知郑玄训执为拘、是也。“王初执驹于(厂干攴)”者,言王初次祭马祖于(厂干攴),行执驹之事也。(?)为地名,段何二同志云:”周睘尊铭文有(?)与(?)相近,……按(?)字,真书作厈,……此作(?),多攴,与(?)似     

爵名释例——西周封建制探索之一

在我们看,五等爵是西周封建等级制一套整个体系。王公侯伯子男虽已见于甲骨文,但到了周朝已不是用做原来的义意,所以《荀子·正名篇》说:“爵名从周”。近人王国维首先作翻案文章,提出“古诸侯称王说”,认为古代诸侯在其境內可以称王。继以傅斯年作“论所谓五等爵”,主要根据金文所记各国爵名不一,完全否定五等爵是“班位”,说周代只有宗法制。这两个人表面上是提出学术论文,实际上都是别有用心的。王国维极端仇恨推翻清廷的民国,参加清遗老反动阴谋集团(起初以沈曾植为首,沈死后以罗振玉为首),上策复辟,下策割据,是他们的     

商代金文句法研究

本文是对商代金文的句法的初步探讨,主要从短语、句子成分、单句、复句及句类五方面进行分析。     

金代铜镜制作的成就与问题

以往的考古界和美术界都对汉唐铜镜十分重视,这方面的著录及文献资料堪称丰富,而对于金代的铜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古代铜镜的铸造高峰是汉唐,而到了金时又迎来了另一个高峰。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可以从金代铜镜的研究上折射出金一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民俗的若干问题,特别是通过它的纹饰和铭文所反映出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早已远远超出了铜镜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和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对于北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拓展无疑提供了更多的实用史料。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残幢,刊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及景僧清素等人的建幢题记。经文中采用的若干佛教用语,反映出唐代景教意识中融汇汉译佛教概念的情势。至于建幢题记披露的这个景众群体,从姓氏构成上考察,即为一个东来粟特的亲族部落。而东都洛阳之建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亦因这一经幢题记的记事,得到确切的证实。     

近十年来(2001-2010)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本文系统总结近十年金文研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如新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著录与金文的资料整理,金文工具书的编纂和修订,金文铭文考释与研究,特别是对叔夨方鼎、豳公盨、陕西眉县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取得阶段性成果;此外,金文族氏铭文研究,金文语法研究,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一定的进展.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夏末葛国考

古之葛国 ,又名有洛 ,地处漳水流域 ,春秋时乾侯所在 ,今日河北磁县———成安一带 ,为汤之同族而异支 ,葛伯很可能还是同姓中拥有宗主权一类的氏族长老。夏末 ,葛国大兴土木 ,民不得休 ,以至农失其时 ,饥馑无食 ,汤借口葛国不祀 ,诛其君而吊其民 ,实现民族统一 ,为代夏做准备。后世以汤伐葛为行仁义之师的典范 ,纯是儒家之造作。葛与亳为近邻 ,是以首为商汤所并合     

铭文集释及西周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窥探

西周时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 是一篇涉法铭文,其中涉及到的犯罪是诬告罪。本文在对铭文进行集释和翻译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次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这有助于了解西周时期的法律情况。     

论清朝管理边疆地区的路票制度

清朝从顺治年间开始,正式实施了路票制度,由官府给发路票,注明持票人籍贯、姓名、货物数量、前往何地、期限、目的,到各关口查验,以配合边禁、民族隔离、边疆贸易政策的实施,加强对边疆的有效管理。而外国人持路票出入中国境内,则使得路票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护照性质。路票制度在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本身也有不足和消极的一面。到了清末,随着形势巨变,路票制度才名存实亡。     

洛阳出土夏代青铜器的考古学研究

洛阳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偃师二里头的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夏代青铜器是对初期青铜器的继承和发展。其数量和种类虽不是很多,纹饰也较简单,但在青铜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发掘的墓葬结构不同,出土青铜器在墓中的位置与组合也有差异。已出土的青铜酒器、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各具特点,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