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对邻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空间距离衰减边界，即300千米之内为正向溢出，300千米之外空间溢出系数值下降，省界对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阻碍作用；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及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此，提出区域协同发展、消除数字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发挥数字技术的辐射带动、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基于CFPS2014、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同模型度量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效应,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影响机制看,宏观层面表现为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微观层面表现为提高农民就业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双提升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同时,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有所不同,其促进作用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依次递减。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018—2020年涵盖中国1 09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进行...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消费转型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

为探究技术创新、消费转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本文从区域差异视角出发,选取2010—2018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高度空间相关性;各区域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提高技术创新规模可协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且对相邻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对相邻地区的作用为负,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各区域消费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相同,表现为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从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消费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吗？

基于2013—2020年省级宏观数据和数字经济指数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从市场供求两端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且这一作用在数字经济和消费不同维度下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中西部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呈现数字益贫性特征；动态叠加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在滞后期依然对居民消费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对居民消费“扩容”作用明显高于“提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继续发挥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     

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动能，对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10-2021年全国1749个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数字经济及其子维度均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间接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符合“梅特卡夫法则”,即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四高型”县域、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区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存在提升作用。对此，应打造农村数字经济新高地、加快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释放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红利，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和城乡要素配置——基于我国25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9年257个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要素配置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鸿沟可能存在。第二，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扩大效果明显，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具有缩小配置差异的功能。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分别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支出占比上存在门槛效应。根据研究发现提出重视缩小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农村建设，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共同发展的建议。     

“双循环”下我国数字文化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普及形成的数字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文化产业升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采用2015—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文化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收入水平、供给水平、互联网发展和创新水平对数字文化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支出与数字文化消费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各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差异性;消费者主观性价感知正向影响数字文化消费。根据研究结论,对实现数字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财富、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当期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探析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在当前收入水平下的沉淀消费潜能释放,对于统筹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和培育新兴消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消费潜能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消费潜能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展开测算评价。研究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是指农村居民尚未得到满足的合理性消费需求;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整体规模较大,但人均消费潜能较小,云南和广西的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总规模最大,青海总规模最小,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存在显著的省域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应通过建立特色乡村产业、推动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等措施,把西部地区农村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应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对消费环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才能充分释放消费潜能。     

江苏省农民收入与信息消费的互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研究

基于江苏省1984—2013年样本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的实证方法,分别对江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加以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江苏三大区域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存在较强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短期内较为显著。江苏三大区域中,苏中地区农民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最高,收入增长对信息消费发展的刺激拉动作用最大;苏北和苏中地区的信息消费对收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苏南地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据此,应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期有效的江苏省农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两者的长期稳定协调增长。     

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比较研究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来源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从战略的高度讲,缩小区域农村之间差距主要应采取如下一些对策:以财政投资为主,着力普及农村十二年义务教育,重点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以“丰”字型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为轴心,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以中央财政为主,有计划分步骤地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加快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切入点,深化中西部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基调,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未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0—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构建了PVAR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和城镇化之间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都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促进农地流转，但却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中部地区，从长期看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但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发展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明显，但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长期看来在促进农地流转上效果不是很明显，却有利于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太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易于操作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城镇居民乳品消费影响因素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中西部地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2002—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影响因素的地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消费习惯、乳制品价格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均有显著的影响,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城镇化水平仅对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肉禽价格对各地区城镇居民的乳制品消费没有影响,而蛋价格的上涨会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年龄在14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影响,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影响;资源禀赋对各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影响不显著。     

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物流业作为生产与消费联动的重要行业,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功用。该文运用宏观税收负担率、边际税收负担率、税收变动率、资产税收负担率与税收增长系数等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指标,对中国物流业的税收政策绩效展开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证实,在物流业中,交通运输、邮政与仓储业的税收负担较大,中西部地区物流业整体税收负担重于东部地区。因此建议逐步将物流业全盘纳入增值税范围,采取物流业营业税试点扩容、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运用企业所得税政策扶持物流业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的税收支持力度等举措来推动物流业的发展,降低消费成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两个维度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入手,定性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Bootstrap检验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减小了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差异水平越大的地区,数字经济缩小省际差异或者城乡差距的效果就越好;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在数字经济减少省际差异的过程中呈现双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减少城乡差异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