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协议在我国国内适用的问题

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和条约法的基本原理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分别就各国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的方法,我国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实践,以及WTO协议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展开论述,试图通过“转化”、或“纳入”及效力等级的分析从国际法、国内法理论方面解释这一难题,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一点新思路。     

也论国际法的等级

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法体系碎片化的加剧以及强行法等概念的出现使现代国际法等级的存在成为必要和可能.与国内法严格的等级相比,国际法体系的性质和国际社会的结构决定了国际法的规范等级具有明显"非正式"的相对性.强行法位于国际法相对规范性等级的顶端,也是其基础和核心内容.     

国际法的性质与效力依据:新视角下的再考量

在新的世纪,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需要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对自然国际法的扬弃,以及对国际法的一分为二,是再考量国际法性质与效力依据的基本前提.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存在互动关系,自然国际法决定着实在国际法,实在国际法反作用于自然国际法.自然国际法对国际社会成员具有抽象的拘束力,国际法的拘束力完整地体现为自然国际法的抽象拘束力与实在国际法的具体拘束力的结合.国际法是法,特别是在纳入自然国际法之后,国际法将成为完备的、自成体系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自然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际社会规律;实在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各国意志的协调.自然国际法的效力依据决定了实在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违反强行法的法律行为无效是各国的共同规则,可称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强行法应仅指公法上的强行法,私法上的强行法是自治规范,违反它的效力最严重的不过是"不生效"而不是"无效"。违反公法的法律行为是否无效,必须探究公法的目的,并运用比例原则来限制对公法目的的解释,以进一步区分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民法也不能排除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适用。违法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功能截然不同,两者不能统一。     

关于国际法中的时际法问题

国际法中的时际法,是指解决国际法在时间上适用范围的法律,根据与不同时期的法律事实适应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法律解决国际法是否有追溯力。有关时际法规范,主要表现在“承认”和“条约法公约”之中。我国对现代国际法在时间上适用范围的问题上认为应有溯及力,并依法解决了有关旧条约及湖广铁路债券等历史遗留问题。     

论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依据

普遍管辖原则的理论依据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理论依据———“连带理论”;第二层次是其观念基础。现代国际法背景下连带性理论的观念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观念的加强;二是有限主权观念的强化。与其他相关学说相比,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国家意志协调说”在解释国际法效力上相对较为合理。国际法效力的关键在于“国家意志”,但并不是指个别国家的意志,也不是各国之间的“共同意志”,而应当是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调。国际犯罪的猖獗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先天缺陷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倚重国家法院管辖这种国际刑法的间接执行方式,这就为普遍管辖原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传统管辖原则的管辖漏洞又直接体现着普遍管辖原则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普遍管辖原则的应时而兴成为历史的必然。     

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

国际上围绕着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也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尖锐的矛盾.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应该是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活动的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准则.因此,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遗传资源国际保护法律规范,提炼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对于提高各国共识,减少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矛盾至关重要.     

国际法基本范畴的再认识——基于系统论的反思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有国际法体系及其运行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国际法基本范畴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亦面临时代性挑战。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体系化变革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为系统论在国际法学语境下的适用奠定了基础,国际法的关联论、主体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等基本范畴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下得以重新阐释和建构。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传统国际社会基础日趋瓦解,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法范式无法在效力范围、价值取向和制度基础层面实现国际法理论系统化和实效化。作为规范主体行为的规则体系,国际法自身的效力层级以及其与国内法的复杂动态关系,也揭示了系统化的效力体系在国际法本体适用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基于系统发展的目的性,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急速变迁而导致的动态失衡亟须通过系统化重构予以缓解。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国内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中国应当以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与方法,进而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美国对台军售应对策略的国际法分析

中美正式建交33年来,美国政府严重违背了其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的承诺,不断地对台湾出售武器,并且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不断增加。从国际法角度分析美国对台军售：第一,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美国对台军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第三,美国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积极从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寻求国际法对策,从而敦促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促使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法定解除权若干问题探析

对于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关系,在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与法定的解除条件相异时,可以排除与之相异的法定解除权的适用,但合同自由原则并不具有超越民事强行法和其他基本原则的效力,且默示方式不能排除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对法定解除权规范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按"有疑义,从任意"方向解释,<合同法>总则关于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规定不能适用于<保险法>、<海商法>等民事特别法,<合同法>分则所规定的特别法定解除权,是对普通法定解除权的补充,两者可以同时并存.     

论“直接适用的法”在我国适用的对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国际私法立法中强化了强行法的规定。而在强行法中有一重要理论即"直接适用的法"。对于什么是"直接适用的法"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称谓。科学把握"直接适用的法"必须与冲突规范、强行法、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公共秩序、意思自治原则等加以区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虽对"直接适用的法"作了规定,但仍存在许多尚待完善之处。     

试论条约解释的体系演化性——兼就“中国原材料出口限额案”争端裁决的一些思考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的核心。本文考察时际原则及其在条约中的适用、条约法的起草历史、哲学释义学的相关概念,结合国际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就条约解释的演化性作初步的探讨,认为演化、演变或当下解释,是时际原则在条约解释中的体现;演化解释重要内核是体系性,体系演化解释是国际法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以此为基础,根据体系演化解释要求,对WTO专家组新近就＂中国原材料出口限额案＂所作裁决提出了思考。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再认识——凯尔森国际法学思想述评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极为重要而又争议众多的国际法问题。“纯粹法学派”的代表人汉斯·凯尔森认为：在由国际法和国内法所构成的整个法律规范体系中，国际法的效力等级是最高的；在由国际法和国内法所组成的普遍法律秩序中，国际法的地位是驾凌于国内法之上的。其主张既有合理和理想化的一面，也有谬误和远离现实的一面。正确认识应该是：国际法与国内法是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法律体系     

论信托法强行性与任意性之界定

将信托法纯粹定性为强行法或任意法均有失妥当,信托法宜为强行法与任意法的结合,但以任意法为主.在厘定信托法强行性与任意性的边界时,可以考虑依信托的类型和信托法规范的种类不同而作出区分.我国信托法规范模式宜按照限制强行性规范、扩张任意性规范的思路予以重构,即将私益信托的成立时间和生效时间,由强行性规范修改为任意性规范;将信托的对内效力,由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转变为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将有关公益信托变更和终止的任意性规范修改为强行性规范.     

竞争法域外效力的理论困惑

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主张竞争法具备域外效力。美国和欧盟为此提出了诸多适用原则。然而这些植根于“效果理论”之下的原则却难以获得国际法理论的支持。与之相应的是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将本国的竞争法直接适用到纯粹的外国竞争行为,而是寻找各种替代机制来维护本国经济利益。     

关于商主体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

商主体是商法理论和商事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商主体资格的确定必须以商行为为基础并结合商业登记核准制度。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具有统一性。商主体具有区别于一般民事主体的特性,确立商主体独立性的意义在于确立对于商主体的特殊规范。确立于商法典创制时代的商主体法定原则要求商主体资格由国家强行法予以严格规制。企业是商主体的重要组织形式。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分析

人民币是否被低估,首先是个国际金融问题,其次是个政治问题,最后才是个国际法问题。自2003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围绕这一问题同中国数次交锋,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它险些引发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战"。作为国家主权体现之一的货币主权,一国是有权管理和调控本国货币的。这一原则已成为一项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中国在享有货币主权的同时也要承担条约法下的相应义务。该文将从IMF和WTO的规定入手并结合人民币汇率的实践进行分析,就此问题从国际法角度指出人民币汇率政策并未违反IMF和WTO协议规定的条约义务。     

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国际经济法定义为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法,那么,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便应具有三重身份:第一,当国家之间进行具有经济内容的交往时,各国都是平等的主权者;除非存在国际法强行规范,每个国家只接受自己所作的允诺的约束;第二,当一国依据其公法上的权限对跨国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国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权者,对方是被管辖者;国家可以单方面确定与对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要接受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约束;第三,当国家以自己的名义依据私法原则与外国人(包括个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经济交往时,国家大体上同对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一国可以通过坚持绝对主权豁免原则排除外国法甚至国际法对其与对方当事人的契约关系的支配,但却不能单方解除其依契约准据法而向对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依据国际法而应向对方属国所承担的义务.     

国际法学的“量子力学革命”——评法经济学在国际法研究中的应用

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领域。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有关国际法的法经济学分析都是基于各个部门法的法经济学理论所类推、类比而发展出来的。法经济学向国际法研究的扩散趋势,其意义在于这种方法拓展了我们对于传统国际法认知的边际,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法经济学也许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确实为我们了解与接近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如何有效的把握法经济学这一工具在国际法研究中的应用,对我们来讲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特别是国际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三个半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律秩序作用的增强，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和约条款及其与国家主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及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外交关系法等的发展，论证和约不仅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而且是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