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家构想中的“民本主义”

在近代日本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儒学的"民本主义"理论为北一辉、吉野作造等思想家在其宪政构想中论证权力的人民性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东方理论资源。这一事实表明,民主主义价值观绝非近代欧洲文明所独有,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同时,"民本主义"在近代日本遭遇挫折的教训则揭示出平衡"民主"与"自由"、正确认识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民主实践的复杂性,是现代国家健康发展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传统儒学与孙中山的文化选择

<正> 如何认识中西社会和中西文化差异,是直接关系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有关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自然也就很值得深入探讨.对孙中山的文化观及其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近年不少学者已有专文论及,大体肯定了孙中山在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为其思想主体的同时,也积极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以为补充,而对孙中山在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中所表露出来的思想局限及其与传统儒学之关系却较少作细致的、系统的剖析.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透过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侧重分析其政治观、文化观、伦理道德观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及其与传统儒学的关系,谈谈若干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民本与民主:比较视阈下的异与“通”——兼论中国民主政治主体性的建构

民本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总结,它与现代民主并不止于对立。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现代民主和传统民本都具有整体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民主主义以"民治(by the people)"为体,"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是其两翼;而民本主义以"君治"为体,两翼是"民为邦本"和重民利民。二者"体"虽相异,"翼"却相通,因此民主主义就有了向现代民主转化的可能性。在"君治"时代,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主体之外,政治主体性不立导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突破桎梏迈向现代民主,政治主体性建构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中国伦理与政治思想体系论纲(上篇)

<正>任何民族都有其文化传统,否则将沦为他民族之附庸。中国在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伦理与政治则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中国伦理政治经历了君本主义、民本主义、君主民本主义、民本君主主义,民主立宪主义和三民主义六个发展阶段。     

民本与政治民主化

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之根本的政治学说,其核心是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对民本思想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民本思想是否即是民主思想,或者能否发展为民主思想从而与现代民主相衔接。本文试从历史源流、理论构建、制度规范等     

论我国民间重视自治与协商的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重视自治与协商的传统,这种传统体现在以乡遂为代表的城乡基层民间自治组织及其制度上,这种组织及制度在古代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中国古代民间自治组织和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自我保护、自我管理和协作互助,注重一切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人民在多数时段和多数情况下也能够甘心尽其义务,做到上下相安。今天,深入挖掘中国古代重视自治与协商之传统的做法和思想,是探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根之源之生命力的必然要求,它关乎民族文化的历史真相,关乎国人性格、民族精神,也关乎我们探讨当代协商民主的历史文化渊源。     

论儒家民本主义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倡思想解放的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人本主义的儒学。儒学中有不少精华,民本主义是其精华之一。民本主义是人本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内容,它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一民本主义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人民性和进步性的表现。我国的民本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集西周以来民本主义之大成,首先把“人民”放在国家“三     

王船山历史观与中国近代文化取向

<正> 王船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处于传统文化向近代转换过渡环节的重要思想家.其哲学既是古代哲学最高成就的体现,又是古代哲学向近代启蒙哲学的过渡.笔者10年前曾提出,船山既非理学家亦非启蒙思想家,其思想具有理学与启蒙二重因素,故不宜用“非此即彼”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继续以“亦此亦彼”方法进一步探究船山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换之取向,以探讨船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并比较近代中西文化之异同.     

从新民本主义到新民生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前提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批判封建制度、追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并且出现了否定剥削的乌托邦倾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又促使人们重新发掘早期启蒙中的新民本主义,并且在对未来社会目标的构想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新民生主义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之上的,他把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文化前提.     

"李约瑟难题"与内圣开出科学

围绕“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技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分析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开出科学是否有历史根据。儒学仁智合一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表明传统儒学的“内圣”具有开出和阻抑中国古代科技的双重性。明清之际的实学蕴涵着与近代科技相通的因素,但实学偏重的是外王而非内圣;明清实学流变为以内圣为体、实证为用的乾嘉朴学(经学),中国科技由实学引导的近代转向遭到夭折。     

孟子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

孟子民本主义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民本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民本君主”,国家是由君主和臣民两者组成的统一整体,君主是国家的“主”,而臣民则是“本”,把施仁政、德政的君主制度看做理想的政治制度,其与“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制有质的区别。尽管如此,民本主义在价值上却能升华民主精神,这种带有一定人民性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梁启超的现代民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近现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梁启超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其现代民主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民主理念的最初形态。梁启超承接并重新诠释了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传统,对西方政治思想亦有所吸收,明确反对专制政治,倡导民主主义。不过,梁启超的现代民主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其发展历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梁启超根据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民主观点,虽然在推崇与宣扬民主主义之后,一度对其表示谨慎和怀疑,但最终还是回归了这一立场。整体而言,梁启超为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展开贡献了思想财富,审视梁启超的现代民主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     

中国现代民主主义的两种倾向

中国民主派都继承了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精华,早期都倾向于民主主义的精英主义。俄国革命后中国民主主义发生分化,平民主义兴起。平民主义是激进民主主义,直通社会主义。     

戊戌、辛亥时期民主主义思潮初论

戊戌、辛亥时期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近代思想家最初用功利的态度理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但却导致了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精髓是思想家对于平等、民权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为近代思想家接受西方近代民主的价值观念，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受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近代思想家对于民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识。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思想简论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思想十分丰富,他依托历史哲学与历史评论,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哲学思考。其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是民本主义。透过其民本主义的思想与反专制政治的思想,可以看到其政治哲学思想中蕴涵着近代性因素的人本主义思想情怀与民主政治的精神气质。他的"公天下"理想,将专制政治的发源地追溯到周文王的奇思妙想,提出的"君、相、谏官环相治"的权力制约政治方案,都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思想具有可沟通性的积极思想内容,值得今天致力于现代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人们认真地反思与咀嚼。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

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的关系,自"西学东渐"以来,已经有过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现代民主的内容.本文作者从中国和欧洲不同的历史开端、传统文化在维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中所起的作用、民众有无独立的民主意识及民本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本质区别等几方面探讨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的关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民主的内容.     

两种"劝学",两条道路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素有劝学传统,其要义为导人向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著有《劝学篇》,但其意与儒学传统之劝学大相径庭,其要旨在宣扬权利,倡导自由、平等。比较福泽谕吉和与之同时代的张之洞之《劝学篇》,可以看出:正是对权利这一现代理性的核心价值的不同取向,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历史路向。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