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汉语平仄对立的本质

古汉语平仄产生的前提,是汉语声调之四声体系的发现。要讨论古汉语中的平仄现象,必须了解四声原始嬗变。在我国古代,最早提出汉语声调之四声体系的,是梁代的沈约。《南史·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南史·陆厥传》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可见,沈约、周颙等人不仅仅提出了四声之说,且将其有意     

试谈古入声的本质

以“平、上、去、入”为“四声”是从齐梁之际开始的。《梁书·沈约传》说:“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辞海》(七七年版)“四声”曰:“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总称。汉语字音的分别声调,古已有之。但六朝以前,还没有四声的名称。齐梁时,沈约、周颙等人才以平上去入四字作为各类的调名,总称四声,沿用至今。”     

简论《诗品》的品风

钟嵘《诗品》,开创了历代诗话之先河。它不仅首次提出品评的准的,使评论有所依循,而且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品评风气。《诗品》品评了自汉迄梁一百二十多位作家及其五言诗作,能品之以公,评之以理,堪称品评态度端正,不偏不私,“平理若衡”。其品风可概括出四个特点: 不私于师友亲朋在品评的对象中,有钟嵘在国子监就读时的老师王俭。《南史·钟嵘传》:“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南齐书·王俭传》说,王俭曾依《七略》撰《七志》,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永明三年,齐武帝     

浅谈汉语入声韵塞音尾消失的原因

汉语入声韵塞音尾的消失情况，是了解音韵学的人都知道的。但是，其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在音韵学界至今仍莫衷一是。希望本文的粗浅看法能对探讨此原因有一点启发作用。要谈入声韵，必然要牵涉到入声调，因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分的关系。一、入声韵与入声调的关系入声调的概念是同平、上、去三种声调概念一起于南朝齐梁之际出现的。《南史·陆厥传》载：“永明（南齐武帝年号）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音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入声调与其他几种声调比较起来，它的特…     

永明体

永明体是流行于南朝时期的一种新的诗体，因其最早形成于齐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年间，故名。关于永明体的产生，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有较明确的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跳、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颥，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人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任东阳太守的时间

沈约究竟什么时候在东阳(今金华)任太守?初步考订,沈约于隆昌元年春(公元四九四年)到任,建武三年(公元四九六年)春或夏离任,首尾长达二年或二年稍长。沈约出任东阳太守,时间在隆昌元年春,证据有四。《南齐书》本传:“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南史》本传:“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按:两传不误。《南史·刘勔传孙孝绰附传》:“父绘,齐时掌诏诰,孝绰时年十四,绘常使代草之。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命驾造焉”。孝绰大同五年(公元五三九年)卒官,年五十九。逆推,隆昌元年,年十四。知沈约离京(建康,今南京)赴东阳太守任,不可能早于隆昌元年(公元四九四年)春。此其一。《文选》卷二七,有沈约《早     

陶渊明寿年63岁说辨证

陶渊明(365—427)享年63岁,本来是个颇为明确的问题.萧统最早编《陶渊明集》,所附陶渊明卒后不久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有“春秋六十有三”之语.自北宋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本以及以后的一些《陶渊明集》所附颜《诔》皆同(南宋曾集本《陶渊明集》所附有“时年六十三”之语,校记曰:“一无六十三字”).最早记陶渊明生平的为梁代沈约《宋书·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晋书·陶潜传》:“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自南宋王质《栗里谱》以来,南宋吴仁杰,清代顾易、丁晏、陶澍、杨希闵以至今人逯钦立、杨勇、王瑶、吴云、钟优民、李华、王孟白、唐满先、孙钧锡、王叔岷、郭维森等,均主此说.当今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也采用此说.     

八病四问

关于四声八病的发明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历来是研究中古诗歌,特别是研究齐梁诗歌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严羽认为:“四声设于用顒,八病严于沈约”(《沧浪诗话·诗体》自注)。四声之目始自周顒,详见拙文《“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载《中州学刊》1986年4期),自无问题,可不赘述。但“八病严于沈约”的说法却颇多疑窦。这特别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八病的具体解说,如果从《文镜秘府论》的记载算起,至今业已一千多年,其间诸说纷纭,迄无定论,就象中古诗歌研究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总是     

沈约诗歌的评价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沈约是南朝齐梁时重要诗人,终其一生,不仅在诗歌理论主要是声律论方面着力探索,而且以善于作诗闻名当时,与任昉享有“任笔沈诗”之誉,被尊为“一代辞宗”.然而,对于沈约诗歌的评价,历代评论家意见很不一致.这一分歧始自沈约死后不久.与沈约同时但卒年略晚的诗评家钟嵘在《诗品》中把沈约列入中品,曰:“观体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     

试论王融与“永明体”创立之关系

永明诗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永明文学的辉煌。但是由于南齐史料的残缺以及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永明体的过程中,将焦点主要集中在沈约、周颙、谢朓等人,而对另外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关注,王融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诗品序》和相关史书的文献记载,在分析王融诗作声韵规律的基础之上,结合王融本人的文学和声韵学修养及其生活环境,可以说明王融在永明体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首倡作用。     

《志林》管窥

《志林》全称《东坡志林》或《东坡先生志林》,新版《辞海》、《辞源》内“东坡志林”条皆定为“北宋苏轼撰”。按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大赦天下,苏轼在由儋移廉的北归途中写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二卷,甚赖公检阅也。”又,后世五卷本,一卷本,十二卷本各种不同版本差异非常大,可说明《志林》并非苏轼亲定。而且把《志林》与《书传》并提,两书性质应该相近。《书传》是东坡自视很高的学术专著,尝言“但抚视易,书,论语之书,即觉自生不虚过,如其他何足道哉！”则《志林》也应该是有计划写作的煌煌大论。通行的五卷本《志     

周颙与宋齐佛教 ——以钟山隐舍与草堂寺为中心

[提要]周颙于宋泰始四年自蜀返建康后造山茨精舍,嗣在其前造草堂寺,二者独立又为整体,位于钟山(北山)西而非“雷次宗旧宅”处。“山茨精舍——草堂寺”的建造为僧人提供止锡、修持、著述乃至弘法的场所,蜀法绍是精舍最早的住僧,法度开创摄山前于宋末“游于京师”,当居其中,二人并称“北山二圣”。慧约在草堂寺弘法十余年,“清虚满世”。僧朗前往摄山前亦应止锡山寺。山茨精舍亦为周颙的“隐舍”,他长居其中习佛修静,解经著述,其《抄成实论序》昭示周颙永明八年尚健在,可补正史记载不足,特别是《三宗论》的撰成使“三宗之旨”在江南传布,对摄山三论学派的兴起有积极作用。文中对汤用彤、任继愈、鎌田茂雄的相关论述展开讨论并予以补证或订正。     

《魏书》、《陈书》勘误二则

一、《陈书·袁宪传》:“大同八年 ,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 ,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 ,被召为国子《正言》生……在学一岁……寻举高第。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 ,即梁简文之女也。 ·大 ·同 ·元 ·年 ,释褐秘书郎……(开皇 )十八年卒 ,时年七十。”《南史》所载亦同。按 :此处之“大同元年”有误。应为“中大同元年”。袁宪于大同八年 ( 54 2年 )时为十四岁 (以卒年证之 ,此处所记大同八年为十四岁不误 ) ,则大同元年 ( 535年 )为七岁 (实为六周岁 )。七岁孩童即尚公主 ,并释褐秘书郎 ,于理不合。又 :以行文顺序窥之 ,叙大同元年事…     

试论魏晋诗赋创作的韵式探索

魏晋时期,汉语语音由上古音向《切韵》音的转折,对诗文创作追求“同声相应”、“异音相从”的声韵效果,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曹植等开风气于先,陆机、潘岳等继之于后,魏晋作家在诗、赋用韵方式上多有探索,不但重视诗、赋用韵表情达意的文体功能同异,也重视诗、赋用韵与文体结构的关系。这种有益探索,深刻影响了齐永明年间沈约、周颙等人倡“四声八病”之说,提出“声律说”,使律化成为诗、赋创作的必由之路。     

释“奸令”

《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五斗米道……使人为奸令祭酒……为鬼史,主为病者请祷。”奸令祭酒,是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祭宫之名。然“奸令”二字殊难解,本传无注,后人存疑。或有释作“巫觋”:者(见《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二辑,     

王维生年新说

王维是盛唐著名诗人,但有关他的生卒年至今尚无定论。《旧唐书·王维传》只载王维卒年:“乾元二年(759)七月卒”。《新唐书·王维传》云“(维)上元初卒,年六十一。”旧说拟王维生卒年为699—759年,当是取《旧唐书》所载王维卒年(759),又取《新唐书》所记王维享年六十一之说,逆推至699而成。清人赵殿成《王右丞年谱》则定王维生卒为701—761年,现今各种唐诗选本均从赵说。然考之史     

沈约"四声"说本于传统文化之四象理论

汉语为什么会定型为“四声”?陈寅恪先生早在 2 0世纪初就认为是由于佛经的转读与古印度声明论之三声的影响所致。根据现存沈约关于“四声”的材料考论 ,汉语“四声”形成的真正理论依据并非外来的文化 ,而是渊源于传统文化中古老的“四象”理论     

“五声”汉字字调标示法略考——兼谈永明声律论与音乐之关系

“五声”(宫、商、角、徽、羽)是否曾经作为汉字字调的一种标示方法?它与“四声”字调标示法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通过考证“五声”作为古代的一种数字序号曾被用于给汉字按照字调分类的事实,来证明早在沈约的四声说之前,汉字便拥有了“五声”字调标示法。并通过探讨“五声”字调标示法与音乐的联系,进一步揭示永明声律论的产生同音乐的关系。     

从目录学看传记体的演变

掌握目录学能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内容和容量,对于治学有“知类通方”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演变及所载述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估计。第一,传记这一门类是源出于历史的;传记的概念是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从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记载中,能够寻出传记这一体裁源远流长的线索。汉代刘歆作《七略》,还没能将“史”独立成“略”,因为他受到当时学术、文化条件的限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其收书部类不出旧制,将纪传史的创世作《太史公百三十篇》收入春秋二十三家中。至曹魏荀勗创立了四分法,其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即是后来四部分类的史部。刘宋元徽年间,王俭“别撰《七志》在经典志中,除了六艺、小学外,还包括了史记、杂传两部分,这是目录学上“杂传”类的第一次出现。依《汉书·艺文志》和王俭《七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理解为传记最初是入经典类的,传本是解释经典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中说“传记之书,其流     

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

《南齐书》卷47《王融传》载齐武帝永明中,北魏遣使向南齐求书,结果“朝议欲不与”。王融上疏力主赐给。此疏严可均收入《全齐文》,题为《上疏请给虏书》,今仍其名。下面就有关此疏的几个问题略作考析。(一)关于北魏遣使求书的时间《王融传》中未记载北魏遣使求书的具体年代,他书亦不见载。本传记融“上疏请给虏书”事后,接着是“永明末”奉齐武帝命主持《汉武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