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流,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行为方式和人格塑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主张＂顺应天常＂,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寡欲节用＂,强调＂取有度用有节＂。儒家＂天人合一＂＂顺应天常＂＂寡欲节用＂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符的,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对当今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一学说启示我们,在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培养全民生态意识;增强责任感,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增强危机感,实现资源持续利用。     

经与经书意义之再阐释

经学自产生之后，经与经书之意义，就已成为学者们研究阐释的一个主题。直至近代以来的各种论断虽不乏明见，但多未能从著述体例上直探其本源。考其实，经本是先秦子书中的一种著述体例，亦为儒家所承用。儒家六经上承古代六艺，下启秦汉学术，渊源泛滥，浸润古今，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学术经典文本。     

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

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张涛两汉时期，原本主要是一门学术的儒家经学同政治发生了密切关联，一跃成为统治思想。经学著作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是至高无上的法典，而且成了封建政权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汉代各种经济政策的出台，也与经学有着某种不解之缘。“两汉政...     

论池田大作教育思想中的人本理念

池田大作教育思想中体现了人本主义理念,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抓好教育就是要从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的角度出发,既要教授知识,又要培育人的＂良心＂,做到两者兼备。教师是教育的＂关键＂,要树立人本主义理念,家庭是教育的＂原点＂,父母要尊重子女的人格,还要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本文仅就池田大作教育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理念,提一点粗浅的认识。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从理想人格角度审视先秦儒墨义利之辨

先秦儒家以＂圣＂为理想人格,而墨家思想则以＂贤＂为理想人格。＂圣＂的理想人格使得儒家在价值观上将＂义＂放在最高位置,而相应的墨家确立的＂贤＂理想人格则使得他们将＂利＂放在最高位置。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儒墨两种思想的冲突。由于两种理想人格内在有可以结合的特性,故在后世的发展中终于以儒家＂圣＂吸纳墨家的＂贤＂形象而使得两种思想最终走向合流。     

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伦理的当代建构——基于人之生存境遇的视角

当今社会,生态伦理的重构遇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强劲对抗,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的关系成为生态伦理重构的关键。生成、发展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工业文明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上力倡＂人为自然立法＂,在伦理学上则是对于＂自然＂的＂伦理剥夺＂,背离了生态伦理之＂和谐性＂本性,导致生态伦理的解体。随着诉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基于＂生态存在论＂的生态伦理应运而生。在人之存在境遇视角下,当今中国生态伦理的重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可能出路规制着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路向。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试析学区房的形成及其社会效应——以天津市为例

在教育成为居住的配套设施和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颁布了＂就近入学＂的教育政策,重点校就学范围内的房屋便成了学区房。学区房是教育政策、教育需求者、教育配置、市场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社会空间,呈片状分散于城市中,其中居住的大多是以孩子就学为目的的家庭。学区房与教育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它的出现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引起＂人户分离＂,同时也缓解了老城社区衰落。     

冯从吾内向的心性工夫论

为对治心学的玄虚荡肆,明代关学家冯从吾主张本体工夫统一,非常重视儒家内向的心性修养论.对于如何在深刻反省自家内心的心性工夫中彰显“善性”“善心”本体,冯从吾继承发展了儒家向内的“求心”工夫,收敛精神的“内省”、“自反”之功,援引朱子学“居敬”、“主静”的心性工夫.内向心性修养论是明代专制腐朽统治的理论产物,也是理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论吕柟思想中的关学特质

吕柟虽然在理学上以程朱为宗,强调格物穷理、知先行后,但他也继承了张载“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不仅如此,在吕柟思想中还体现出更多的张载关学的特质来,其具体表现为：“以明经为重”、“以守经为贵”的重视经学学习和“君子贵行不贵言”的躬行实践之风。把握吕柟思想中的这些关学特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明代关学与张载思想之间的联系并更好地总结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英文)

近代以降,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明清以来的儒商合流现象进一步彰显,儒商群体也进一步扩大,其共同特征则是"言商仍向儒","商"、"儒"不分家。其中尤以张謇和经元善最具代表性。近代儒商有其类似的商业伦理观并构成一种新的传统:援儒入商,坚守儒家人格理想;利缘义取,求天下之公利;砥砺品行,以德经商;热心公益,以回馈社会为己任;兴学育才,矢志发展教育。近代儒商传统对当今商业道德文化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汲取其精华来形塑新时期的商业道德和企业精神,已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     

六朝至唐取士标准的调整与中唐士风的转变

六朝至唐代的选官标准主要有经术、德行、辞章和吏能。初盛唐时期这些标准有论争也有融合，如儒学派批评辞章派体性轻薄。在张说、张九龄的引导下产生了以兼擅礼乐、文章为特征的盛唐文儒，是经术、辞章两项标准的融合。盛唐文儒不屑吏事，和李林甫代表的吏能派产生过论争。“安史之乱”后，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德行成为首要的取士标准；“黜华用实”的用人政策和经世之学的兴起使吏能受到重视。贞元、元和时期，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经学与理学之间——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初探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 ,理学诠释是核心。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