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治理结构与制度安排创新

现代经济中的企业和市场相混合的特征性事实,使经济学家越来越趋向于将市场治理结构作为一种长期契约关系来研究。考察宏观经济之微观制度基础的市场治理结构,可以在制度不既定和制度既定两种不同的分析前提下展开,体制转轨下的制度安排创新是在制度不既定的背景下实现的。本文在对涉及制度研究的一些经典文献作出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市场治理结构的重塑有可能会遇到的若干问题,将我国的制度安排概要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研究了制度网络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所要求的关联问题,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制度安排对契约制订、执行和仲裁过程的一般影响。     

转轨中的区域产业增长:制度与结构

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对于后起发展国来说制度非均衡是结构转变滞后的根本制约。因而 ,制度创新是后起国以结构促增长的根本起点。转轨中的结构调整不仅是物质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 ,而且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构的过程。对于转轨中的区域制度变迁 ,初始条件是一个重要约束 ,随着改革的深入 ,地方的制度创新能力成为关键。因而 ,启动民间资本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 ,促进各种微观主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增长意义     

经济转轨国家制度变革与服务贸易增长效应研究——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实证分析

与制造业相比,制度对服务部门的影响更大。转轨国家自经济转轨以来,在服务领域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变革。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举措应该带来对服务贸易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实践中,转轨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制度变革是否真的降低了服务部门的协调成本、润滑了服务交易摩擦?新确立的规则对其服务贸易发展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竟又有多大?文章基于Panel Data模型,定量分析了CEEC与CIS转轨国家经济转型对服务贸易产生的影响,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通过比较分析计量结果,得出若干借鉴经验与启示。     

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制度分析:框架与逻辑

制度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县域治理的制度在构成上包括观念、正式规则体系、操作机制三个要素,在纵向层次上可以分为制度环境、治理结构和行动者三个层次。县域治理的效率取决于其治理结构同制度环境的匹配与互动,而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问题是一个全面系统的问题,需要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中的监督机制为视角,可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并根据独立董事制度的独立性和外部性等特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提供制度供给,以期从内外两方面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达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以及保护农民的权益的目标。     

论社保制度在经济转轨进程中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进程中各种矛盾可能爆发的敏感时期,能否处理好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局。完善的社保制度将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遇到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提供物质支持;社会保障的支出也将扩展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有利于社会应对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因此,完善的社保制度将有利于我国经济转轨的顺利进行。     

公司治理制度的多元结构

本文将公司治理制度区分为法律制度、民间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三个层次，分析了其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分析了民间制度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弥补国家法律制度的局限性方面的作用，最后探讨了民间制度在中国转轨经济中承担制度创新的独特作用     

商会:助推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组织制度安排

中国民营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民营经济发展和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中,商会在其中的影响已日见深刻。商会治理的存在和兴起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自身发展阶段提升的需要,是有其必然性的;因此商会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成长起了助推的作用:它搭建了民营企业合作的平台与机制,建立了行业第三方治理。     

管理结构失衡与制度安排缺失——中国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制度范式思考

制度安排既是假冒伪劣问题的外生根源,亦是假冒伪劣问题的治理工具.当今中国的假冒伪劣问题存在着两个制度安排悖论.全能政府监管模式先天不足,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新型公共治理监管的制度范式具有耗散结构的特征,因而内嵌多元平衡激励机制的官民协同体制是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唯一长效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