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与治理策略——以租赁房制度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是某项创新制度在大范围内进行传播与推广的过程,其有助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提升。但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观望"行为,即地方政府官员主观性地延迟制度扩展,当创新制度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且中央重视度不足时,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就会侵蚀创新制度的社会属性,这是"观望"行为产生的一般逻辑。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有违人民利益与社会福祉,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治理。一把手要实现政绩观纠偏与主动学习,同时还要完善创新制度扩散的激励机制、增强创新制度扩散的竞争效应、强化创新制度扩散的监督与巡视,使创新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扩散,推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     

“人才比拼”下地方发展之患与共享人才的推进之策

人才之于地方发展的加速效应、乘数效应显而易见,也正是因为其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创新优势,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为地方政府管理的重中之重。但在缺乏全局观和协作观的情况下,这不免会引致人才流动的异化,使地方政府因争抢人才而干预市场正常运行,诱发地方发展的同质化问题、市场失灵现象,加剧地方治理的压力感,诱发治理行为内卷。想要消解"人才比拼"之患而充分发挥其对于地方经济的正效应,可推行共享人才战略。在此过程中,要强化共享人才协议的约束效力,强化共享人才的权益保障,强化共享人才的业务能力培养,强化共享人才的信息安全意识,实现人才效用最大化。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地方政府创新的四个突破

地方政府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力量。尽管地方政府常常处于矛盾的焦点,成为社会舆论关注和批评的对象。但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履职尽责,推动了国家治理绩效的提高和改进。尤其是地方政策在诸多政策领域的探索创新,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实验功能、示范效应、减震效应,发挥了改革的“侦察兵和先遣队”作用。     

革除地方治理中的“伪创新”

正近年来,地方政府围绕治理开展了不少创新探索,这些创新实践一定程度上向人们展示了地方治理的崭新面貌,并且提升了地方治理绩效。但是调研发现,一些"伪创新"也隐藏其间,并消耗了大量资源。对于这种"伪创新",必须予以重视并努力革除。"伪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变换表述玩"文字游戏",难以真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探究

<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力量,其责任就是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调适政府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是各级政府治理创新、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目的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而政府治理能力     

通报负面典型案例能以儆效尤吗?北大核心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解决环境治理困境的重大制度创新,通报负面典型案例是其重要举措.本文在厘清通报负面典型案例如何产生震慑效应的基础上,利用2014-2020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通报负面典型案例的震慑效应及震慑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通报负面典型案例对地方政府产生了震慑效应;通报中的严厉措辞强化了震慑效应;点名市党委及市政府强化了震慑效应;较高程度的公众参与和政府回应放大了震慑效应;震慑效应对于较容易治理的环境问题效果较好,但对于需久久为功的综合环境问题短期内无显著作用;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依然存在"保底"倾向.上述结果在考虑了样本偏误、测量指标、环境治理领域等因素后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通报负面典型案例的生效机制及影响因素提供了可靠的经验支撑,为合理使用通报负面典型案例提供了重要参考.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与行政文化建设及领导力的关系探究

<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指导思想,以地方法治治理实践为基础。为确保地方治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必须变革地方治理模式,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必然需要行政文化的变革,需要发挥地方领导的导向引领作用。一、地方治理模式变革与行政文化的关系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能够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道德现象以及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决定着政府工作人     

深改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在逐步法治化的社会中,地方政府创新空间越来越大,中观层面的治理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将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表明,顶层设计之外,地方政府大胆创新是其中重要力量。如果没有地方中间层面的各种创新试验,很多宏观政策难以做出。在逐步法治化的社会中,地方政府空间越来越大,中观层面的治理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将发挥极其重大的     

共享式治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国家治理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其治理效果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时出现"错位""越位"等问题,需要引入地方治理现代化概念重新理顺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复杂观念及利益诉求。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规范行政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律,同时也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其核心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的内在本质。因此,地方治理现代化应当坚持观念转向,从统治走向治理;坚持效度转向,从全能管控走向有限治理;坚持功能转向,从管制走向服务。     

元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及多元主体角色定位研究

元治理理论认为"一主多元"的主体结构是适合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转型和发展时期的结构。元治理理论主张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单元组成主体结构;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担任元治理角色,与多元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只是各自的职能不同;注重多元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元治理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充当元治理者角色,社会组织充当协调者角色,公民充当践行者角色。     

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

本文利用2004~2011年我国287个城市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地方领导任期和法制环境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是导致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稳定性和较差的法制环境是导致"政企合谋"的重要原因:地方领导任期越长,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越容易建立"人际网"和"关系网",从而放松对于企业非法排污行为的监管;法制环境从制度层面制约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合谋,法制环境越差,合谋现象越普遍,非法排污行为越严重。地方领导职务变动会打破旧的合谋关系,从而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这一治理效果受到当地法制环境的影响: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污染企业越容易和新任领导重新建立合谋关系,从而削弱人事变更的治理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加强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是法制建设和制度完善,而不能只依赖于领导干部的人事更换。     

问题

正"短命政策"现象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是保证政策常态运行、实现政策目标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实现政府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而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却出现半途夭折的"短命政策"现象。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尽管公共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但公共政策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安排,且涉及多方利益调整,因此政策出台前,应对社会效应进行足够的评估,避免政策疏漏。(《瞭望新闻周刊》)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创新目标、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创新目标是提升政府的绩效水平,完善评估体系和优化评估程序,建立一套总体的评估制度体系。政府评估除了受绩效属性、评估标准、评估系统、评估机制等政府绩效评估内部管理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评估环境、评估结构、评估制度等政府绩效评估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推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创新,需要创新政府绩效的外部治理结构,创新政府绩效评估的内部管理制度,创新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和评估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创新异质性视角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地级市层面地方政府债务、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整体创新及异质性创新活动的关系，并考察了数字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2）相对于开发式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强。（3）数字金融能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整体创新、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与开发式创新的关系不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制定债务管理措施、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2014年12月(中)学术推介

<正>罗章、王蓓在《赋能领导力:地方治理中政府领导力结构研究的关键要素》一文中以复杂领导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多元主体、治理网络及工具创新为着力点,对政府领导力结构中的关键要素——赋能领导力进行分析,阐释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赋能领导力与行政领导力、适应领导力的交互动态作用。地方治理中对多元主体赋能的过程,也意味着政府领导面对众多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构成的复杂治理网络应摒弃传统管理中政府部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

在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双重倒逼及地方政府官员机会主义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官员通过融资平台、PPP"马甲"等形式进行违规举债,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不断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难以治理,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隐匿性,而区块链技术公开、透明的特征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提供了积极的技术支撑。应增强预算部门数据统计能力,有效控制隐性债务规模;强化监督部门财政监督能力,促进多元监督局面形成;优化政府与社会合作,保持社会资本的良性运转;提升地方政府税收征管能力,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体量。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杭州政府绩效评估的“国际经验”

7月10日,在由世界经合组织亚洲公共治理中心、浙江大学、杭州市政府三方共同主办的"绩效考评与政府创新国际研讨会"上,杭州成了焦点。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在一份名为《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报告中用独立的篇章,专门阐释了题为"公民实践——杭州模式"的评估体系。报告认为,和以前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相比,"杭州模式"实现了向"公民满意原则"转变,体现了政府工作重心由"政府本位"向公民取向转变;和其他地方的"公众评议政府"活动相比,杭州市的满意评比体现了持续性和发展性。     

地方政府治道变革

回顾2005年,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过去,地方政府的改革,尤其是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中央的推动下被动进行的.但2005年的地方政府改革,尤其是决策创新试验,却是在中央政府允许、支持下地方大胆创新的结果.从"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评选结果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05年是地方政府决策创新年.